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密切关系及交流

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位之战中，忽必烈派人告知旭烈兀汗和阿鲁忽道：“各地区有叛乱。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1890]根据这道诏令，旭烈兀正式取得了从阿母河以西，直至通向埃及的所有征服地区，建立了伊利汗国。伊利（Ili），意为大汗之属民。在所有诸宗藩之国中，伊利汗国自始至终都与元朝大汗保持密切的藩臣关系。旭烈兀死，其长子阿八哈是当然的汗位继承人，当其诸弟拥他即位时，阿八哈说：“忽必烈合罕是长房，怎能不经他的诏赐就登临〔汗位〕呢？”因此，“尽管他是王冠和王位的拥有者，但在忽必烈合罕陛下的急使送来以他〔合罕〕名义颁发的玺书前，他端坐在椅子上治理国家。”[1891]直到五年之后，“合罕的使臣们来到，他们带来了赐给阿八哈汗的诏旨、王冠、礼物，让他继承自己的光荣的父亲成为伊朗地区的汗，沿着父祖的道路前进”。1270年11月，“他在察合秃地方按照合罕圣旨，第二次登上汗位”[1892]。阿八哈之子阿鲁浑在1284年取代算端阿合马为伊利汗，迨至1286年2月，兀儿都乞牙从合罕（忽必烈）处来到，带来诏敕：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为汗。于是，“阿鲁浑第二次登上汗位，举行了例行礼仪”[1893]。印玺是权力的凭证。元朝先后赐给伊利汗“辅国安民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等汉字印玺。在伊利汗发布的诏敕、国书中，都把大汗列在他的前面，以示尊崇。如1289年阿鲁浑汗给法国国王菲力四世的国书中，开头便写“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法朗国国王”。伊利汗的铸币上，也把大汗之名列在旭烈兀之前。其阿剌伯文曰：“最大可汗、伊儿汗大旭烈兀”。至其后人，则仅在货币上自称曰可汗之达鲁花赤。[1894]1304年，笃哇与元廷约和之后，成宗即遣使偕笃哇与察八儿之使，前往伊利汗国。“合罕在给三个藩王的信中，总是一再告诫他们要和睦、和平。如果他（合罕）要给他们写信的话，他把他的名字放在其他一切人之前，而他们（诸藩王）在给他〔合罕〕〔写信时〕，也把他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名字之前，以他的名字开头。”[1895]阿八哈之子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为他亲赐名字曰亦邻真朵儿只（Irinin Dori）[1896]。一些伊利汗廷有殊勋的权贵，也往往由大汗赐予官爵。1286年，忽必烈在册立阿鲁浑为伊利汗的同时，又授其大臣不花以丞相称号。1324年，伊利汗不赛音遣使入觐元廷，“言其臣出班有功，请官之”。泰定帝授出班为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伊利汗娶妃，也以请准大汗赐婚为殊荣。阿鲁浑之妃卜鲁罕死，“遗命非其族人不得袭其位为阿鲁浑妃。因是阿鲁浑遣派贵人曰兀剌台、曰阿卜思哈、曰火者三人，携带侍从甚盛，往大汗所，请赐故妃卜鲁罕之族女为阿鲁浑妃。三人至大汗所，陈明来意，大汗待之优渥，召卜鲁罕族女名阔阔真者来前”，赐之。[1897]元廷与伊利汗廷之间在官吏的任用上也互相交换。至元初年，忽必烈遣撒儿塔与奥都剌合蛮使伊利汗国，勾考他在伊朗的属民与分户应缴的财物。伊利汗阿八哈随遣在身份上是忽必烈属民（奴隶）的伯颜至元廷奏事。“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历，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他就是后来担任统帅，灭亡南宋，并一直充任忽必烈的丞相或枢密院长官，为忽必烈所器重的元初风云人物。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遣丞相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大得阿八哈汗的欣赏。阿八哈于是请准大汗，把孛罗留下作为自己的丞相。他就是剌失德丁《史集》中多次提到的“孛罗丞相”。成宗时浙东元帅拜住使伊利汗国，合赞爱其才，任为“尚衣”[1898]。

伊利汗在汉地拥有巨额的属民、封户，得自选官属，进行管理。《元史·食货志·岁赐》载：旭烈兀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五户丝：丁巳年（1257年）分拨彰德路二万五千零五十六户。延祐六年（1319年）实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计丝二千二百零一斤。江南户钞则分拨宝庆府人户负担。管领其属民的机关前为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总管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吏属令史六人。初太祖以随路打捕鹰房民户七千余户拨隶旭烈大王位下。中统二年（1261年）始置。至元十二年（1275年），阿八合大王遣使奏归朝廷，隶兵部。”后又有“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哈赞大王位下事。大德八年（1304年）始置，官吏皆王选用。至大四年（1311年），省并衙门，以哈儿班答大王远镇一隅，别无官属，存设不废。”[1899]所属人户原额七百八十户。[1900]大汗在伊朗地区也有自己的属民。至元初，大汗所遣使者奥都剌合蛮曾前往伊朗，“以结束查账”[1901]。旋复使瓮吉剌带“使西域，籍地产，悉得其实”[1902]。泰定元年（1324年），元廷任忽咱某丁为哈赞忽咱，主西域户籍。这种情况，终元一代都没有改变。

有关于元大汗廷与伊利汗廷间信使往来的记载，不绝于书。使团的任务包括：诏谕或禀报国之大政，赐予或请封官爵名号，颁赐财物或入贡土产，稽考所属封地与属民的赋入和进行商业贸易。使臣往往同时兼有几项任务。如：大德二年伊利汗合赞“遣木阿匝木法合鲁丁阿合马、不花伊勒赤往朝中国皇帝铁木耳可汗，献大珠宝石奇珍异物，内有文豹。法合鲁丁并自赍珍宝往献。合赞以金十万付使臣，命购中国土产。使臣自杭海山至可汗廷，凡物皆由驿站供应。使臣至大都，献贡物，可汗赐以上尊。命于使臣居留之时，供应其衣粮仆役及马四十五匹。使臣留可汗廷者四年，及其还也，可汗厚赐之。并以答书及蒙哥汗时代以来旭烈兀应得之岁赐付使者，遣官一人送使者还国”[1903]。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也曾遣扎木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伊利汗阿八哈市药于狮子国（斯里兰卡）。当时往来的通道有海陆两途。陆路有驿道相通。但由于海都、笃哇叛乱，使臣有被劫留之险，因此，元廷往往利用海道。由泉州港出发，绕过中南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在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思登陆，进至伊利汗都帖必力思。1292年初由马可·波罗等护送阔阔真，1304年杨枢护送那怀[1904]西至伊利汗国都是浮海通航的。杨枢此行，以大德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盐之属以进。”由此可见，无论是海路或陆路，使臣往来，都是兼营贸易的。

在所有诸宗藩之国中，伊利汗在血缘关系上与大汗最亲近，两国的关系始终保持友好和睦。因之，彼此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十分广泛和密切。通过官员的互访、专业技艺人员的交换以及商旅的往来，使优秀的伊斯兰，乃至所有中、近东的传统文化技术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回回天文历算、回回医学和投石机等。

早在《授时历》制成之前，耶律楚材就作过《西征庚午元历》。我们对它的具体内容虽已无所了解，惟据其所撰《进征西庚午元历表》，有云：“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远，创立里差以增损之，虽东西数万里不复差矣。故题其名曰《西征庚午元历》，以记我圣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异也。”[1905]《辍耕录》又记：“耶律文正王于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把历》，盖回鹘历名也。”[1906]据此可知，耶律楚材在作《西征庚午元历》时，实已参考并吸收了回历的某些成分。至元四年，西域天文学家扎马鲁丁（Jamālad-Dīn）进所撰《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其测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三百六十度，若不闻二十八宿次舍之说。”《元史·历志》谓“《万年历》不复传”，据俞正燮所考，迄明嘉靖间，万年本法尚在。（《癸巳存稿》卷8《书元史历志后》）扎马鲁丁复造西域仪象。据《元史·天文志》所列，计有：

咱秃哈剌吉，汉言混天仪也，亦即多环仪；

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即方位仪；

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即斜纬仪；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即平纬仪；

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即天球仪；(www.xing528.com)

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即地球仪；

兀速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即观象仪。

这些仪器与同时期伊利汗国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在蔑剌合天文台所制者基本相同。[1907]至元八年，元政府专设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后拨属秘书监。《顺天府志》残本卷十《宛平》“元时回回氏占候所在宛平城南白纸坊”。在秘书监所藏的回回书籍中，有多部波斯与阿剌伯文的天文著作：如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即埃及著名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著作；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之“积尺”，即阿剌伯语zij（天文历表）的音译；呵些比牙诸般算法八部之“呵些比牙”，即阿剌伯语hisabiya（算学）的音译。又有兀速剌八个窟勒小浑天图。阿剌的杀密剌测太阳晷影一个、牙秃鲁小浑仪一个、拍儿可儿潭定方圆尺一个。[1908]郭守敬所创之玲珑仪，叶子奇谓“此出色目人之制也[1909]”。它究竟是什么？专家颇有分歧。据杨桓《玲珑仪铭》谓：测天仪器，“先哲实繁，兹制犹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备”[1910]。说明它完全是新创。然则郭守敬在创制大批天文仪器中，借鉴于回回天文仪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实。故俞正燮认为耶律楚材所创之麻答把法增益庚午元法及万年法乃授时法之所本。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提到有一位名叫阿塔·伊本·阿赫麻特·萨麻尔罕第（Ataibn Ahmadal-Samarqandi）的天文学家曾于1362年为镇西武靖王写成了天文学专著以及月离表。[1911]这些都表明，元代回回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颇为广泛的。回回医药在当时也颇为风行。在中央太医院下专设有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它在大都与上都皆设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景教徒爱薛，原籍叙利亚西部，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受唆鲁禾帖尼及贵由之招，东来仕于蒙古汗庭。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命他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寻改名为广惠司，仍以爱薛领之。至元二十年，他随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孛罗应阿鲁浑之请，留仕伊朗；爱薛则重返元廷，[1912]他的后代，世领广惠司。民间流传，回回医师有奇效。顺帝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证。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1913]王沂《老胡卖药歌》：“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1914]著《饮膳正要》的忽思慧是回回人。广惠司曾翻译过《回回药方》。据考证，它即是阿拉伯医学家拜塔儿（Ibnal-Baitār）的名著《简救法》。这些富有实效的回回药物和医法，长期在中国社会上流传，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得到了著录和保存。

著名的投石机制造师阿老瓦丁，西域木发里人；亦思马因，西域别马里思丹人。忽必烈谋伐南宋，至元八年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阿八哈，阿八哈乃诏二人东来。至元十年攻襄阳，他俩“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郑所南称此种回回炮甚猛于常炮。[1915]在元朝的军队中，专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由阿老瓦丁与亦思马因两个家族世领。

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文化、技术也在伊朗广泛传播开来。旭烈兀西征，蒙哥曾把一支包括炮手（投石机手）、火焰放射手（火铳手）和弩手的千人汉军队伍遣往效用。[1916]《元史·郭侃传》：“壬子（1252年），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马乃颜，从宗王旭烈兀西征。”总领这支炮手部队的便是骁勇的随路炮手军都元帅唵木海。“癸丑，从宗王旭烈兀征剌里西番、斜巨山、桃里寺、河西诸部，悉下之。”[1917]旭烈兀在出征之前，还专门延请漕司从事高鸣，乘传北上，征求建议。高鸣为旭烈兀“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1918]”。说明旭烈兀与中国士人间关系是颇密切的。随同他西去的有历数学家、医士和僧侣等。他曾命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在乌剌黑城北建造天文台，并命西来的中国专家共同主持这一工作，其中最有名的Fao-moun-dji（傅蛮子？）。这个人曾在天文台发表过各种天文表和其他著作，包括他的《论中国和回纥的历法》。[1919]纳速剌丁之能知中国纪元及其天文历数，就是通过他们的介绍。合赞汗时，丞相剌失德丁奉命修世界史——《史集》，其中有关中国的史料，便是由两名通晓天文历法与中国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皆为译音）所提供。有关蒙古的史料，除了合赞汗本人外，主要是得之于精通蒙古史事的孛罗丞相。剌失德丁还主持过一部中国医药大典的编写工作，书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其中包括脉学、剖解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和其他医药上的命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优越，更适用于科学，因为中国文字中一个字的意义和它的发音无关。”[1920]随着蒙古军的征服，佛教在伊朗亦大为流行。自蒙古人统治波斯以来，由迦叶弥儿、印度、畏吾儿、中国等地来至波斯之喇嘛甚众。国中所在皆建佛寺，所耗甚多，由是此地六百年来经穆斯林所禁之偶像教，到处皆见有之，[1921]直至改奉伊斯兰教的合赞汗才尽数禁毁。合赞本人，颇通中国史，尝引中国史事以训示其近臣。[1922]亦略谙汉语，[1923]还有一定的中草药知识。[1924]他曾患眼疾，中国医师在其身两处放血以疗之。[1925]他的乳母即中国人。[1926]幼年时代的教师为汉人巴黑失牙鲁黑。[1927]

通过孛罗丞相的介绍，伊利汗乞合都采用丞相撒都鲁丁的建议，仿效元朝，采行钞法，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他认为如能采行中国钞法，凡交易皆用钞，则能使现金充盈于国库。1294年5月，乞合都汗印钞颁行。钞以纸制，其形长方，上有汉字数字。乞合都曾命公吏在诸城宣告，买卖不用钞而用其他货币者处死；不以金银送钞库易钞者亦处死。伪造钞者，并其妻子处死，财产籍没。“约一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帖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他们想从市集上买些商品和食物随身带走，结果什么也买不到，人们便躲到园林里去吃水果。城里由于没有人住而完全荒废了。”“商队不再从那里经过”。“贸易和征收关税完全停止”。甚至连乞合都的餐桌上，也无法得到一只羊。乞合都被迫废行钞法。撒都鲁丁也得到一个“钞人”的蔑称。[1928]惟有纸币“钞”（chāō）这个词，至今仍保存在波斯语中。

据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考察，伊利汗国，至少在其前期，其汗廷的组织与制度，几乎完全是同于蒙古汗廷的。譬如：选汗的忽里台制度、汗的即位仪式、冬夏两都的巡狩制度、陵墓的禁地设置、后妃的守宫继位、宗王出镇与分封制度、四怯薛制度、达鲁花赤制度、驿传牌符制度、侫佛和对所有宗教的宽容政策、军户的份地（采邑）制度、斡脱制度；在风俗方面，如收娶庶母、饮金屑酒宣誓、萨满占卜等等。直到合赞汗转奉伊斯兰教后，伊斯兰化的进程加速，一些制度才开始发生变化。譬如宗教政策。合赞汗从偶像教皈依伊斯兰教后，“就打破了伊朗地区的所有偶像，彻底破坏了庙宇和伊斯兰教法典所不容许的一切寺庙、教堂，使数量比砂粒还多的偶像教徒、异教徒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没有杀死任何一人”[1929]。合赞改奉伊斯兰教，直接鼓舞了在西安的安西王阿难答。阿难答也奉伊斯兰教，他的一名异密撒儿塔黑“是一个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他前往合罕（成宗）处抱怨说，阿难答经常都在教堂中，从事于祈祷和念诵《古兰经》，他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了割礼，并且使大部分蒙古军队皈依了伊斯兰教。合罕对他甚为生气，并派遣了鹰夫长只儿哈朗和赤儿塔合兄弟俩，要他们去阻止他履行祈祷和戒律，不让木速蛮去见他，并促使他向寺庙中的偶像磕头烧香。”阿难答拒绝。元成宗把他召来，双方当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成宗指责阿难答改奉伊斯兰教是一条魔鬼指引的道路。阿难答反驳说：“如果是魔鬼给我指的道路，那么，是谁把〔这条〕道路指给我的兄长合赞的呢？”成宗无言以对，只好释放他，并加慰勉，这使阿难答的信仰更坚定，伊斯兰教在关中地区开始大行。[1930]这种如响斯应的事件充分说明了两国关系的密切。

中国的旅行家常德，字仁卿，1259年驰驿前往伊朗，觐见旭烈兀。刘郁曾详记其行程，题为《西使记》传世。书中记叙了伊朗诸地的风土人情、土产异物。对亦思马因派的木乃奚（即马可·波罗行纪之“山老”）、报达（巴格达）哈里发的征服，以及天房（即麦加）、密乞儿（即埃及）诸地，都作了记述。大都人列班·霞马（Rabban Sauma）与Kâwshang（疑即东胜）人马儿古思（Markus）出身在世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的家庭。大约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两人相伴西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历经艰阻，抵达报达。1281年报达的总主教马儿天合病死，马儿古思被推选继任，改名为马儿·亚伯剌哈三世（Mar Yabalaha　Ⅲ）。伊利汗阿八哈批准了这一选举，并赐予他伞盖和金牌。列班·霞马则曾以伊利汗阿鲁浑及马儿·亚伯剌哈总主教的名义，历使西欧各国。[1931]

至若两国之间的商旅交通，其密切程度，应该说，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比拟。波斯巨商主要以贩运珠宝为业。《辍耕录》：“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1932]《元史·宋本传》亦载泰定时，“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瓓者来献，其估巨万。”“剌”、“瓓”，即《西使记》所载“兰赤”（ladjverd）。《西使记》又载“五色鸭忽”，《元史·尚文传》作“押忽大珠”，《辍耕录》作“鸦鹘”，即yashm或yashb。马祖常诗：“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中土易桑麻。”[1933]盖纪实也。沿海城市从唐宋以来多有波斯商聚居，元时尤众。这一点，我们从元末福建地区亦思巴奚人声势浩大的叛乱就可以略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