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元代农学著作精粹

元代农学著作，据钱大昕《元艺文志·农家类》所载，有王祯《农书》、《农桑辑要》、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罗文振《农桑撮要》、汪汝懋《山居四要》、陆泳《田家五行》、《农桑杂令》、《栽桑图说》、费著《岁华纪丽谱》等多种。兹择其要者稍加绍介。

【《农桑辑要》】忽必烈建立元朝，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在元廷创设司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他并在先年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至元九年，正式以《农桑辑要》为名，刊为一书。书中“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凡七卷，十篇。首篇《典训》即序论，通过引用历史资料来阐发农本思想，以下依次为《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与《孳畜》九篇，分别辑录有关技术资料。最后还附有《岁用杂事》一篇，即每月应作的农事。书中所录对“我国北方一般旱农地区，农业和副业生产所需要的各方面和重要项目，已经大致包括无遗。”[1835]据石声汉考证，《农桑辑要》一书，是中国古代政府所编行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最早一部全面性大农书。它也是贾思勰《齐民要术》以后历代农学成果的总结。除《齐民要术》以外，它广泛地征引了《图经本草》、《四时类要》、《岁时广记》、《博闻录》、《种莳直说》、《务本新书》、《蚕经》、《士农必用》、《韩氏直说》、《桑蚕直说》、《农桑要旨》、《野语》等十三种前人著作。这些书除了部分章节因为《农桑辑要》引述而保存外，均已无传。此书在元代，从至元至文宗至顺间，屡次翻印，至顺三年（1332年）一次即印行万部。时人称“用之则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1836]。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实《农桑辑要》一书之补充。“至元中颁行《农桑辑要》，于耕种树畜之法，言之颇详，而《岁用杂事》仅列为卷末一篇，未为赅备。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别，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1837]明善，畏吾儿人，以父字鲁为氏，名铁柱，以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出监寿阳，遂撰成是书。至顺元年（1330年），复加重印，想见其书在当时流布亦广。(www.xing528.com)

【《农书》】王祯撰。王祯，山东东平人，字伯善，成宗元贞间，任安徽旌德县尹。王祯是一个优秀的地方官，在他的治理下，“旌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良守将、贤部使知之不问，问亦不以为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赖而诵歌之。盖伯善不独教之以为农之方与器，又能不扰而安全之，使民心驯而日化之也。”大德中，王祯调任江西永丰，很快也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山斋翛然，终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动一檄，而民趋功听令惟谨。岁时属耆老强壮问，能从吾言，试其具，幸而能，则大喜，出卮酒相劝奖；即不能，或怠惰不帅教，辄颦蹙展转，引愧如不自容。”[1838]经过多年的搜集、研究和实验，他在仁宗皇庆三年（1313年）编成了“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1839]、规模宏大的农业百科全书。《农桑辑要》编成在全国未统一之时，故内容难免偏囿于北方旱农作物生产。王祯的时代，元朝已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王祯本人是北方人，来到南方，长期就任亲民的县尹。这些都为他撰成这部不朽的著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全书“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1840]。《农书》除了广泛地收集了历史上有关的农学著作外，还记载了他所收集的民间行之有效的经验与创造，阐述他本人的独特发明与重农主义思想，图文并茂，切用利行。王祯在书中还特别着意于通贯南北异宜、古今异制的思想。如在《垦耕篇》里，“备述经传所载农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势之宜，自北自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通变谓道，无泥一方，则田功修而稼穑之务，可以次第而举。”《耙劳篇》：“盖南北习俗不同，故不知用挞之功。至于北方远近之间，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劳，有用劳而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挞者。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无偏废。然后治田之法，可得论其全功。”又《收获篇》：“今按古今书传所载，南北习俗所宜，具述而备论之，庶不失早晚先后之节也。”通古今异制，以见其发展；贯南北异宜，以促其交流。通变而不泥，取长以补短。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科学是一个全面的总结与推广。对于所有这些技术与经验，王祯在著录时也是抱严谨的态度的。如在《蚕缫篇》中，他对“南北蚕缫之事，择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业蚕者取其要诀，岁岁必得。”而于兽医之术，则谓“今诸处自有兽工，相病用药，不必预陈方药，恐多差误”。这都表现了这位科学家实事求是，严谨谦慎的精神。作为一个低级的地方官，他深知农夫痛苦，对他们“被蒲茅，饭粗粝，居蓬藋，逐牛豕，戴星而出，带月而归”的勤苦生活寄予深切的同情；对“苛敛不已，朘削脂膏以肥己”的贪官污吏则流露了由衷的义愤。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拳拳致意，望“躬任民事者”，“有取于斯”。仁者之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