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元代散文诗词发展及其与宋诗的关系

宋季文风，隳堕极甚。推其原因，大致有二：科举之流毒与道学的风染：“宋以科举取士，士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由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1818]“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1819]当时语录体大为盛行，道学一派，侈谈心性，以冗沓为详明；江湖一派，矫语山林，以纤佻为雅隽。驯至于“庸沓猥琐，古法荡然。”[1820]故宋濂评云：“辞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视应用为急，俳偕以为体，偶俪以为奇，䩄然自负其名高。稍上之则穿凿经义，櫽括声律，孳孳为哗世取宠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语录，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将以明道，奚文之为？又稍上之，骋宏博则精粗杂揉而略绳墨，慕古奥则删去语助之辞而不可以句，顾欲矫敝而其敝尤滋。”[1821]形成所谓：“文章气萎苶而词骫骳”。奉化戴表元（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作文清深雅洁。“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1822]稍后之姚燧，其文章刻意于古奥，刘将孙所作亦以诘屈为奇，皆着意于矫时文冗滥之敝。戴表元的门人庆元袁桷（伯长），《四库提要》称其“当大德、延祐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等先路之导。”“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巨公。”元后期文坛，无疑当以虞集（伯生）为巨擘。此外，马祖常、黄溍、欧阳玄诸氏，也都长于散文。他们总的趋向是效法唐宋。故张翥谓：“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于今，诸公辈文体一变，扫除俪偶迂腐之语，不复置舌端。作者非简古不措笔；学者非简古不取法；读者非简古不属目。”[1823]从力矫宋末萎苶之风来说，这未尝不是进步，但就文学发展而言，则已无明显之成绩可言。

话本是盛行于南宋，乃至元初的市井口头文学，是艺人“说话”，即讲故事的底本，又称“平话”。这种口头的白话文学的兴起是宋元时期我国文学发展的新葩，直接为明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现存的《宣和遗事》应是当时说话人“讲史”的底本。据学山海居主人所撰《重刊宋本宣和遗事跋》，原刊本中“惇”字避讳作“悙”，可证其成书当在南宋光宗赵惇朝（1189—1194年）。[1824]然书中叙陈抟预言宋朝国运时，说“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明显地表明，它在南宋亡后，元人又陆续进行过整理增益。其他的话本大概也都是在说书人师徒相传、不断增损润色中益趋宏富生动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明初才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产生。(www.xing528.com)

元代的诗，在其初年，北方与南方分别保持金与南宋时的基本风格。金末和蒙古国时期的元好问（裕之），是雄踞北方诗坛的盟主。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河东地区的诗人，形成所谓河汾诗派，他们追法中晚唐的诗风，苍凉沉郁，刚健清新，不乏佳作。金亡，“一时儒先，犹秉旧闻，于感慨穷困之际，不改其度，出语若一。故中统、至元间，皆昔时之绪余，一一能有以自见。”[1825]这时的作者如刘因、王磐、王恽、鲜于枢等都沿着元好问所开创的道路，学苏（轼）、黄（庭坚）而小变其调，清澹古朴。南宋末诗坛上，“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1826]，弥漫衰飒之风。元灭南宋，诗人感国运沦亡，宗社丘墟，悲愤难名而发之于诗。他们的作品，沉郁凄厉，殆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他们的代表有文天祥、谢枋得、刘辰翁、汪元量等。元贞、大德以后，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南方的袁桷等相继而起，古诗追仿魏晋，律诗取法盛唐，风格清丽猷壮，开始形成了南北统一的诗风。元代晚期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号为元代四大家。虞集（1270—1347年），字伯生，蜀郡人，宋亡后，留寓在抚州路崇仁。他的诗优裕闲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颇工，而且运用娴熟，所以他称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载（1271—1323年），字仲宏，福建浦城人。他认为诗当取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他的特点是含蓄委婉。史称其诗“尤有法度，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范椁（1271—1330年），字亨父，一字德机，临江路清江人。揭傒斯（1274—1344年），字曼硕，龙兴路富州人。他们二人都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主要倾向是崇尚晚唐。他们在写作技巧上不及虞、杨，但题材广泛触及社会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末期的杨维桢所作诗歌，以奇谲兀突，自辟町畦，时人称为铁体（铁崖体，维桢号铁崖）。定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能运用汉文与传统格律写作的诗人，如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三廷圭、聂古相、丁鹤年、高彦敬、康里子山、达兼善、薛昂夫、雅正卿、斡克庄、鲁至道、余阙等，都有时名。回回人萨都剌，字天锡，他家世居雁门，以写作宫词著称，清婉流丽。他的词继承了苏（轼）词的豪放风格，沉郁苍凉。顾嗣立编《元诗选》，谓“元诗姓名见于各选本者四百余人，其专集刊行于世，百家而已。”宋荦序《元诗选》则云：“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沈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要亦娣姒耳。”宋荦指出元诗返古法唐，无疑是对的，但认为元诗可以与宋诗并驾齐观，则稍嫌过誉。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实是对唐诗的发展。当然，过分的散文化、议论化会有损韵律，流于枯涩，但这只是诗人个人的才力问题。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谓：“宋人惟无意学唐，故法疏而天趣间出；金元人专意学唐，故有法而气体反弱。”这正是从总体上说元诗不及宋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