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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比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代的史学家中,著述卓异的当推胡三省与马端临二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其门人刘安世尝作《通鉴音义》十卷,但早佚。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通过浩瀚和缜密的引证,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乃至所据的史籍的错误进行了驳正,对某些名物史事则增益了解释和补充,既增加《资治通鉴》的准确性,也丰富了它的内容。《通典》之中《礼典》百卷,居全书之半;《文献通考》的礼乐部分共八十一卷,而改正了前者经文与传注相汩的缺陷。

《元史》: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比

元代的史学家中,著述卓异的当推胡三省与马端临二家。

胡三省(1230—1302年)字景参,又字身之,人称梅涧先生,天台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胡三省和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低级仕宦生涯,同时也开始遵行父亲胡钥的遗教,致力于《资治通鉴》一书的注释工作。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其门人刘安世尝作《通鉴音义》十卷,但早佚。南渡以后,注者纷出。有伪托为司马光子康所作的海陵版《释文》,有蜀人史炤所作《释文》,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时号《龙爪通鉴》)亦以注附之,皆多伪谬乖剌。三省致力于《通鉴》一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1786]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陷临安,胡三省走避新昌,原稿尽失。入元以后,他隐居不仕,以极大的毅力在国亡垂老之年,“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穷搜手录,十经寒暑,迨至元二十二年而书成。“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辩误》十二卷。”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通过浩瀚和缜密的引证,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乃至所据的史籍的错误进行了驳正,对某些名物史事则增益了解释和补充,既增加《资治通鉴》的准确性,也丰富了它的内容。特别是他往往突破注释家习惯的纯客观引证考辩,而评古论今,直抒胸臆,倾诉了亡国和民族遭受压迫与凌辱的沉痛,申述了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理,充分显示了这位南宋遗民高尚的民族气节。(www.xing528.com)

马端临(1254—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宋末宰相马廷鸾的儿子。马端临二十岁时,漕试第一,值马廷鸾与贾似道政见不合,罢相归田,端临也侍父家居。宋亡,绝意仕进,唯以教授为业,曾长慈湖、柯山书院,教授台州路学,穷二十余年之力,坚持巨著《文献通考》的编撰,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始克完成。唐杜佑撰《通典》,从通史的角度对从古迄唐的制度进行了编述。盖“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1787]综贯古今,寻绎制度之发展,是杜佑的一大创造。宋初,宋白曾续其书,迄于后周显德;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郑樵则创《通志》。前二书皆不传。马端临认为《通典》固纲领宏大,考订赅洽,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且缺少天宝以后史事。因此,他在内容上,改变并大大增益了《通典》的篇目。如《通典》以《食货典》列第一,然仅七卷。《文献通考》则析有关食货者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共八门,二十七卷,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它如改变了《通典》秀、孝与铨选不分的缺点,分列为《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通典》之中《礼典》百卷,居全书之半;《文献通考》的礼乐部分共八十一卷,而改正了前者经文与传注相汩的缺陷。《通典·刑典》有论兵的部分,然不及兵制之变化,“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文献通考》则以历代兵制之发展与变化为主;“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1788]书中之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原为《通典》所无而增纂者。马端临称其所作:“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则各以小序详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窥知这个作品的精深博大。《四库提要》指摘其疏略之处,固不免小疵,然其详赡过于《通典》与《通志》,则古无异词。特别是在书中的序文与按语里,大大发展了从司马迁开始提出的“通古今之变”,以及杜佑创典志体通史、郑樵“会通”之说,从发展变化上来考察与评论制度之演变,并深及于其所以变通张弛的社会原因。其中包含有许多“有科学的价值或接近于科学的洞察式的抽象说明”[1789]。他在评论中也往往借总结历史上制度之得失,评骘历代的兴亡来寄托自己的亡国痛苦,并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官吏的贪暴与官民之间,“上下狙伺,巧相计度”的尖锐对立。他在思想上支持人民,对历史上的进步事物多持肯定,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杰出史学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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