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蒙古族的伟大史诗

《元朝秘史》是蒙古族的伟大史诗，是研究元史、蒙古史和蒙古语言的重要著作。内容包括成吉思汗先世的谱系、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事迹。原书当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书的末尾注明：“此书大聚会着，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帖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撰人不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培养翻译人才，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编写《华夷译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1778]。可知是在《华夷译语》编成之后，又把音写的办法稍加改进，将《元朝秘史》也用汉语音译。在每个字的音译之旁，标出字义，称之为旁译。每一小节又进行节译，称之为总译。全书共二百八十二节，其分卷则因版本而不同，《四部丛刊》三编本与叶德辉所据明刻本作十卷，又续集二卷；韩泰华藏本（苏联影印）则作十五卷。

《元朝秘史》一名，蒙古语音译作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olunni’uatobi’an）。纽察（ni’ua）义为秘密；脱卜察安（tobi’an）义为史。当时又有脱必赤颜、脱卜赤颜、脱必禅诸译。《秘史》一名，最早见于汉籍的当是许有壬所撰《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其中有云：“丞相奋庸天造，名具《秘史》，世莫得闻。”[1779]不过，许有壬所说的《秘史》，是否便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元朝秘史》，其中却又存在许多复杂难明的问题。

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知道，在元代宫廷里保存有以蒙文所写的皇家谱牒与重大事迹的记录，派专官掌管，藏之金匮。《元史·宗室世系表序》云：“元之宗系，藏之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许有壬所谓“国史曰脱必赤颜，至秘也”。疑即指此。《元史·虞集传》，帝命修辽金宋三史，虞集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帖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由此可知元朝宫中，累代帝王均有脱卜赤颜之修。它不同于《实录》。《实录》是元廷沿袭中原王朝的习惯，在皇帝死后以汉文所修者。因此，脱卜赤颜比起《实录》来更近于原始资料。它以蒙文书写，深藏宫中，臣下盗观者有罪[1780]，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观阅自己一朝的国史[1781]。在剌失德丁的《史集》中，多次提到在伊利汗国宫廷中，也保存有“由大异密们经常守护着的汗的金匮中的金册〔阿勒坛——迭卜帖儿〕”[1782]，它们无疑是同一个东西。从忽必烈以后诸朝的脱卜赤颜是否仍颁予伊利汗庭，尚难确晓；然藏于伊利汗庭的前四汗之脱卜赤颜，则肯定皆颁自和林汗庭，中外版本是完全相同的。元时修太祖以来累朝实录时，无论是直接或间接，都利用过脱卜赤颜。仁宗时，且命察罕“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1783]剌失德丁的《史集》也直接利用过《金册》。这就无怪乎《元史·太祖纪》所记的内容，与《史集》十分相近。此外，还有《圣武亲征录》一书，据王国维考证，它大概成书于忽必烈时期，其内容与剌失德丁的《史集》更为接近。它无疑是从宫廷中的脱卜赤颜迻译过来的。从《圣武亲征录》与《史集》的记述里，我们完全可以窥知脱卜赤颜的基本面貌。

如果上面的推测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把现存的《元朝秘史》与《史集》或《圣武亲征录》的基本内容来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大部分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譬如，在世系上，《史集》与《元朝秘史》所记就多有不同。我们当然难于在别无旁证的情况下判断它们的是非。但是，《史集》所记，由朵奔伯颜上溯至元皇室远祖孛儿帖赤那为八世，而《元朝秘史》为十一世。《金册》（脱卜赤颜）上如明著十一世，剌失德丁修《史集》时自不应有此删除与简汰；由大汗诏修之《金册》，庄严堂皇，自不应于人各皆晓的祖宗谱系，反佚其三代而不知。从这里，我们至少可证明两点。（1）《元朝秘史》与《金册》（脱卜赤颜）是两本不同的书。（2）远古史的材料，如同堆积，顾颉刚早已指明。官修之《金册》竟不及私撰之《元朝秘史》详细，只能证明，后者实是晚出，更多造做。为了证明我的这个推测，我想，还可以举出以下三方面的一些迹象。

第一，《元朝秘史》比起《史集》与《亲征录》来带有较多的神化性倾向。譬如，《秘史》不是把蒙古族的历史推到远古时期两个战败逃生的两男两女，而截取“上天处命有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狼）和豁埃马阑勒（惨白色鹿）作为始祖，并描写他俩是同渡过神秘的腾汲思水（突厥语tängiz，义为海）而来至斡难河源的。又如，铁木真求婚于弘吉剌部，《史集》的记载是孛儿帖的父亲德薛禅“〔对此〕百般阻拦”。而《元朝秘史》则演义成德薛禅途遇前往斡勒忽讷部为子求婚的也速该、铁木真父子，德薛禅说：“你这儿子眼明面光有。我昨夜梦见一个白海青，两手拿着日月，飞来我手上立。我对人说：日月但曾眼见，如今这白海青拿日月来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该亲家，原来你今日将这儿子来应了我的梦，必是你乞颜人氏的吉兆。”[1784]这样做的用意是在神化成吉思汗，是明白无疑的。(www.xing528.com)

第二，《元朝秘史》带有更多文学化的成分。它很像是一个文学作品而不是一个历史作品，只有在续集的两章中才看不到这种风格。

第三，《元朝秘史》中虽然收进了不少细致的描写，但年代颠倒、史实显讹之处，却比《史集》、《亲征录》为多。这一点，在它的续两章中特别明显。[1785]越是近后的事实，错误反越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官牍中应是极少有这种情况。

这些迹象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元朝秘史》这部书是出自一位蒙古贵胄，按照蒙古习惯，熟悉口耳相传的蒙古先世谱系，而且颇富于文学修养；然而对于蒙古对外扩张的事件，却知而欠详、欠确的人所独立完成的。它与深藏宫廷的脱卜赤颜不是同一本书。至于成书的鼠年，究竟应是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还是蒙哥二年（1252年），至元元年（1264年），抑或更晚？已难于确考。但我们以为，它的成书年代要晚于深藏宫中的成吉思汗与窝阔台两朝脱忽卜颜或金册，似乎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