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基督教的传播及影响

景教（Nestorism，聂斯脱里教）是基督教在东方的一个流派。在唐初传入中国，当时称波斯经教，其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两京和一些府郡俱有传播，并建有中国主教区。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所有外国传入的宗教如火祆、摩尼以及景教等都遭到严重打击。从这以后，在内地的景教便趋于灭绝。但是随后不久，景教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又转而盛行。蒙古建国以前，在汪古、克烈、乃蛮以至畏吾儿人中，景教都广为流行。蒙古国建成以后，在大汗的亲属以及亲信、显贵中，不少人便是基督教徒，如出自克烈部的王罕之弟扎合敢不之女唆鲁禾帖尼，她是拖雷的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人的生母，便是当时著名的基督教徒。[1720]贵由的亲信很多是基督教徒。“由于自幼就是基督教徒的合答黑曾在贵由身边担任阿答毕〔王傅〕一职，这就使〔贵由汗的〕性格受到深刻影响。在此之后，镇海显然又加强了这种影响。以此之故，〔贵由汗〕始终容许神甫和基督教徒传教。”“一些基督教徒医师也侍奉他。”“世界上所有各个角落的神甫和修道士都想到他的宫廷里来。”“他在位期间，基督教徒的事业兴旺发达。”[1721]据加宾尼的报导：“据经常同他（贵由）在一起的基督教徒们告诉我们……他们坚信，他即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关于这一点，他们有明显的证据，因为他供养着基督教的教士们，并且以基督教方面的供应品供给他们；再者，在他的大帐幕前面经常附设一座礼拜堂。”[1722]在蒙古的第二次远征中，一批东欧的俘虏被驱至和林，譬如：在匈牙利被俘的妇女帕开忒和她的斡罗思丈夫——一位熟悉建筑房屋的工匠；出生在巴黎的金匠威廉·布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高加索地区的阿速军队也被征发东来，成为蒙古征服军的一支劲旅。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入元以后，基督教在全国大行。诸王驸马中，帖木哥斡赤斤之后嗣，雄据辽东的叛王乃颜，据马可·波罗报导，“为一受洗之基督教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志。”[1723]与黄金氏族世通婚姻的汪古部首领，受封高唐王（后封赵王）的阔里吉思以及他的后裔与部民都是景教的信仰者。官员之中，最著者有弗林人爱薛及其诸子。出身于汪古部、后定居光州的马祖常家族，其先世名字皆基督教徒名，把他们视为景教徒大概是不无根据的。根据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所列，元人文献中明著为也里可温的人物者，有孝子、有良医、有名宦、有文臣学士。仅《镇江府志》中就载有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总管兼府尹安震亨、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阔里吉思、太平，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剌憨、斡罗思，以及侨寓之安马里忽思与其子也里牙、阔里吉思与其子鲁合以及塔海等。军将中，凡是出身于阿速部、斡罗思的人，都可能是基督徒。此外，还有工匠、商贾、旅行者等。总之，当时散布在汉地的基督教徒的数字是不少的。根据《至顺镇江志》的人口统计：侨寓户共3845户，其中为基督教徒者23户，占5.98%；人口共10555，基督教徒为106，约占1%；驱奴共2948，基督教徒为109，约占3%。类似的情况几乎遍及于全国所有的城市。陈垣曾经指出：“何以也里可温人物镇江独盛？非镇江独盛也，《至顺镇江志》独详也。”[1724]这当是符合事实的。1305年，天主教士约翰·孟帖·科儿维诺在给教皇的报告中说他在大都“已为大约六千人施行洗礼”[1725]。佩里格林则说在当时中国有由皇帝所雇用的三万阿兰人，是“基督教徒”[1726]。至于草原上的汪古等部，历来是举族世奉景教。这样说来，在元代，中国的基督教徒总数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很难举出有否汉人改奉基督教的史例，然据《元典章》所载大德八年（1304年）的一份政府文书，其中说到：“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1727]这段材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基督教在江南迅速发展的情况，同时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在某些由基督教任地方长官的州县，少数汉人趋附权势，因图规避差役而入教的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元时，把基督教徒和教士称为也里可温（erke’un）、也里克温、也里乔。这个字的语源迄不清楚，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äpxwv。[1728]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景教）徒或东正教会的阿美尼亚信徒辗转介绍到中亚，然后传入中国的。在唐代，中国也以迭屑（tarsā）一名称呼景教徒。《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则译作“达娑”。伯希和谓：“蒙古时代的波斯史家大致称基督教曰迭屑，可是同时又因回纥地方有不少基督教徒，遂将迭屑与回纥二名相混。”[1729]元朝政府对于基督教徒的管属，依其身份不同而互异。属于诸部者则自有首领，身为军将者多集中编制在本部的侍卫亲军（钦察卫、斡罗思卫等）及所属探马赤军之内。一般民户则隶属于崇福司。崇福司，秩从二品，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始置，掌领马儿（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为Kasia之音讹，义为长老）、列班（Rabban，义为大教师），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设司使四员管领。十字寺即基督教堂。延祐二年（1315年）改司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所省之数如此之大，其全数之大，自可想见。至大四年（1311年）中央有关管理宗教的诸司集议，讨论僧道人众的词讼问题。崇福司官说：“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1730]这些都足见基督教徒数字甚众。也里可温与其他宗教徒一样，不仅享有传教的自由，同时还有蠲免差发的优惠。至元十九年四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这里所指的大概就是当时天主教士所报导的阿拉发（alafa）。阿拉发“是皇帝赐予大人物的使者、特使、战士、各行业的技工、周游四方的演唱者、穷人和各种各样的人的补助金”[1731]，也即是传教士的俸给。

景教在汗八里（大都）、唐古特与土尔其斯坦分别设有大主教区。[1732]当13世纪80年代，担任唐古特主教的名叫沙卜赫兰（îshô-Sabhram）。[1733]为列班·霞马举行削发仪式的著名神甫马·吉沃吉斯（即George）大主教⑤很可能便是汗八里大主教区的大主教。鲁不鲁乞报导说：“在契丹的十五个城市中，都有聂思脱里派教徒，在称为西京（Segin）的城市中，并且有一个主教管辖区。”[1734]此西京即大同府。这里有可能设有普通主教区，也有可能是鲁不鲁乞把唐古特大主教与它混淆而致误。景教徒在许多城市中普建教堂。就我们今天所知，甘州有十字寺，哈剌善有教堂三所，德宁、大都都有漂亮的礼堂的记载。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充镇江府副达鲁花赤的薛里吉思，先后在镇江及杭州之地建成教堂七所：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答石忽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均在镇江府境）、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在杭州）。皇帝为赐玺书护持，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以为七寺常住经费。[1735]列班·霞马（Rabban Sauma）和马儿·亚伯剌哈（Mar Jabalaha，原名马儿古思Markus）是当时负盛名的景教活动家。列班·霞马出生在大都旁近的一城市，马儿·亚伯剌哈为科尚城（Kâwshang，伯希和推定即东胜）人，他们都是奉景教的畏吾儿族人。他们在至元十二年左右结伴横穿中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至元十八年，在报达的总主教病死，马儿·亚伯剌哈被推举继任总主教（1281—1317年）。列班·霞马则曾充马儿·亚伯剌哈及伊利汗阿鲁浑之使，遍访罗马教皇及法、英诸国。(www.xing528.com)

罗马天主教是由著名的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帖·科儿维诺（John Monte Corvino）在至元三十年左右，由海道传入中国的。他在大都建立了两所天主教堂。据说前后大约有六千人施行了洗礼，并且买下了四十名童男，组成唱诗班，举行礼拜仪式。元朝皇帝对基督教徒非常宽厚。这里的“聂思脱里派教徒——他们自称为基督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像是基督教徒的样子——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发展得如此强大，因此他们不允许奉行另一种宗教仪式的任何基督教徒拥有任何举行礼拜的地方，即使是很小的礼拜堂；也不允许宣讲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教义。”[1736]在孟帖·科儿维诺的争取下，汪古部的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改奉了天主教。“他劝导他的大部分人民皈依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并捐建了一座壮丽的教堂，供奉上帝、三位一体和教皇陛下，且按照我的建议，赐名为罗马教堂。”[1737]阔里吉思在大德二年（1298年）死去，子术安幼，奉诏由弟术忽难袭封高唐王，在术忽难的坚持下，所有改奉了天主教的部民又重新回到聂思脱里派。然而，孟帖·科儿维诺的传教事业却大得在中国的阿速军将们的支持。阿速人原奉希腊正教，他们是构成卫戍军主力的右、左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军事贵族，和他们情况相近的还有斡罗思人、钦察人等。他们改奉天主教使孟帖·科儿维诺的地位大大加强。孟帖·科儿维诺致信教皇，要求派来助手。罗马教皇任命孟帖·科儿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和全东方的总主教，并派遣了七名教士东来，但其中只有格拉德（Gerard）、佩里格林（Peregine）、安德鲁（Andrew）三人到达。他们三人先后被任命为泉州主教区的主教。根据马黎诺里的报导，他们在泉州共有“三处美好的教堂”[1738]。孟帖·科儿维诺大约在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死去。一群在大都的阿速显宦在后至元二年（1336年）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来总主教。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一个由教皇所遣、包括马黎诺里在内的使团抵达上都，向顺帝进献了骏马。使团在中国停居了三年，然后经由海道西还。[1739]元朝灭亡以后，在中国的基督教又一次趋于泯灭。

从现在保存的文献来看，当时汉人对基督教的了解甚少。梁相为镇江大兴国寺作记，谓“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虚悬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Nir-vana）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象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1740]薛迷思贤即撒马尔罕。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梁相对基督教的知识何等贫乏混乱。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经学者研究，应为元代也里可温遗物。[1741]它的内容与用语几乎看不出任何汉文化影响。这都表明：当时基督教基本上是在一些西来的部族人众的封闭圈内流行。即使有少数慕势投靠而入教者，也都是来自汉人下层。因此，它在元亡之后，随着这些部族的消失而泯灭，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