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中全真教的兴衰及其宗教争议

全真教的创始人是金初咸阳人王喆，又名中孚，字知明，“任气而好侠，少读书，系学籍，又隶名武选，当天眷之初，以财雄乡里”[1662]。文武之进，两无其成，于是慨然入道，以佯狂垢圩之行，惊世骇俗，人称王害风，自号重阳子。往来于齐梁之间，从之者渐众。宁海州人马珏，号丹阳子，东牟人马钰，号长真子，登州栖霞人丘处机，号长春子，莱州人刘处玄，号长生子，东牟人王处一，号玉阳子，广宁人郝大通，号太古，马珏之妻孙不二，号顺德。[1663]此七人称大弟子，号为七真。王喆曾结庵于马珏之南园，题曰全真庵，“四方学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号全真道士”。嗣后，其教大行，徒众遍及河北。据元遗山所载，王喆创教是在海陵王时期。[1664]《辍耕录》引《全真纪实》则确指“金主亮贞元元年”[1665]。

长春子自序其道统渊源，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钟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操授宋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抩，抩授田玉蟾，玉蟾授彭相，此则世所号南宗者也。岩授金之王喆，喆授七弟子。”[1666]此显系附会之词。实际上，全真道的出现，本质上是北宋末年道流荒诞骄幸的反动。王恽云：“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其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1667]虞集亦谓：“汉代所谓道家之言，盖以黄老为宗，清静无为为本。其流弊，以长生不死为要，谓之金丹，金表不坏，丹言纯阳也。其后变为禁祝祷祈，章醮符箓之类，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甚。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1668]他们都正确地指出了全真教是有儆于宋徽宗时期道士的荒诞堕落而产生的。

全真之为言，是说“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1669]。为了达到这一境界必须进行修持。“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1670]通过苦行与忍耐，摈去一切物欲忿争，就可以返其真元。王恽归纳其要旨，总结为“不过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静无为而已”[1671]。这是很确切的。

以苦行来折欲是全真所标榜的修持要义。他们认为：“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减睡欲，日就月将，则清明在躬，昏浊之气自将不生，向上达者率自此出。人徒知从心为快，不悟制得此心，有无穷真乐也。”[1672]他们把禁睡眠称作消阴魔，有胁不沾席数十年者。有的人终夜静坐，以水漏计时；有人则通夕绕城疾走，不避风雨。对食物的要求也十分粗劣，往往丐食于人，“虽腐败委弃蝇蚋之余，食之不少厌”[1673]。又以服勤苦为打尘劳，以此来“折其强梗骄吝之气”[1674]。

无欲就可以无所忮求，隐忍无争，遗世绝俗。故曰：“全真之教，始以修身绝俗，远引高蹈，冥灭山林，如标枝野鹿，漠然不与世接，此其本也。”但这样的境界本不是人所能达到的。于是，“终之混迹人间，蝉蜕泥滓，以兼爱济物为日用之妙”[1675]。元遗山引辛愿之言，形容“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块然无营，似夫为浑沌氏之术者”[1676]。他在生活上推崇苦行主义，在思想上则归结为空虚。因此，马珏总结说：“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若施于人，必节饮食，绝思虑。”[1677]由此可见，全真道是在金初战乱与民族压迫双重困苦下，北方汉族人民消极逃避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林灵素之流贵幸妄诞批判的产物。他所倡苦行无争的教义使他很自然形成一个“廉价的”宗教，“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1678]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政府惧其有五斗米之变，曾以“惑众乱民”，与五行、毗卢，俱被禁止，旋即以其可供利用，转予敬礼。贞祐以后，战乱频仍，“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②。(www.xing528.com)

1221年，西征中的成吉思汗，遣使召丘处机西觐。丘处机乃率弟子十八人西行，在大雪山受到成吉思汗的接见，问长生之道。丘答以“清心寡欲为要”，甚得成吉思汗欢心。1223年东归，成吉思汗援中亚对待穆斯林教寺的优待，颁予圣旨，“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邱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1679]成吉思汗的青睐顿时使全真道身价倍增。时，北中国战火蔓延，民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1680]全真道的势力骤增。

1227年，丘处机死，尹志平、李志常相继主教事。在1237—1244年间，丘处机的另一大弟子宋德方刊行《道藏》（《玄都宝藏》）。这一时期，全真教极盛，“教门宏阐，古所未闻”。教徒依势横行的现象也随之发生。“毁西京（大同）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1681]并刊行王浮的《老子八十一化图》遍散汗庭近臣，以排斥佛教的影响。[1682]全真道所为招致了汗庭中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与景教徒的普遍不满。1254年夏，根据蒙哥的命令，在和林的一所小教堂内举行了一次神学辩论。伊斯兰教、景教，并可能包括佛教等一神教教徒联合起来，攻击多神教的全真道徒，正在汗庭逗留的天主教徒鲁不鲁乞也参加了辩论。结果，道教徒失利。[1683]蒙哥五年（1255年），克什米尔僧人、国师那摩与和林兴国寺住持少林福裕等又在阿里不哥主持的辩论中压倒了李志常之徒。蒙哥传旨，焚毁伪经，修复佛像。1258年，复由忽必烈主持，集结了包括“拔合思八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吾[1684]路僧、大理国僧”等僧众三百余人与全真掌教张志敬等（李志常已死）二百人在开平抗辩。儒士窦默、姚枢等二百余人奉命“证义”。“道士义堕，剃须发者十七人，道宫之复为僧者以千百计。”[1685]这以后，佛道的磨擦争夺仍在继续，终于导致了至元十八年（1281年）由孛罗、张文谦、王磐等奉旨考证道藏真伪。结论是除老子《道德经》外，余悉伪经假说。于是奉旨：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一切焚毁；“今后道家者流，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道者听其为民。”[1686]且禁为醮祠。后忽必烈虽有意于开醮祠，“为犯法臣（当指桑哥）所不爱，竟柅而止。”直到成宗嗣位，始下诏：“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所在听为。”[1687]此后的全真道，其掌教者“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水流而不尽。”[1688]全真之末流，已跻身于贵盛[1689]，完全失去了初创时的教义。这个时期，道徒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李道纯。李道纯开始引用程朱理学，调和三教。李道纯对“全真”的训释，据他所写的《全真活法》：“全真道人当行全真之道。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讲究服气吞霞，修炼金丹之术。袁桷论养生之说，有南北二宗。北祖全真，“其学首以耐劳苦、力耕作，故凡居处服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蓬垢疏粝，绝忧患慕羡，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调伏摄持，将以复其性，死生寿夭，泊然无系念，骎骎乎竺乾氏之学矣。东南师魏伯阳，其传以不死为宗，本于黄帝，韬精炼形，御六气以游夫万物之表。”[1690]李道纯的养生说近于魏，明显的是受南派的影响，同时也正反映了入元以后全真道已摈其原旨，流于贵幸的演变。

与释徒一样，元朝对道徒也置有道官，自成系统。而领于集贤院。全真掌教宗师的继承经道徒推荐，由朝廷批准。其下设有权教、都道录、都提点、都提举等官。宫观各置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