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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的地位及对元廷政治与财政的影响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萨迦斯派所自出的款氏家族与西夏王室夙有姻亲关系,据说成吉思汗在第一次出征西夏,取得了青海柴达木地区之后,即致书萨斯迦寺的大喇嘛,表明了对喇嘛教的尊重和遣军入藏的意向。帝师制度使佛教在全国获得高于其他宗教的地位;而在佛教中,喇嘛教的地位又优于其他宗派。佛事上的巨大耗费是造成国帑虚空的重要原因;而佛事上的支出主要是喇嘛教所致。在加深元廷的政治与财政败坏与崩溃上,喇嘛教是起过相当坏的作用的。

喇嘛教的地位及对元廷政治与财政的影响

喇嘛教是流行在西藏的佛教[1630]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其地原行一种类似巫觋的苯教。8世纪后期,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一带)的密宗高僧莲花生(Padma’byung-gnas)受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之邀来藏,传播佛教,迅速排斥了苯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随着吐蕃国灭,出现了百余年的分裂混乱,佛教亦一度衰败,其后再度风行。它分裂成许多宗派,与地方的封建贵族势力结合。它们中,主要有噶丹派、萨斯迦派、噶举派宁玛派等。由于萨迦斯派所自出的款氏家族与西夏王室夙有姻亲关系,据说成吉思汗在第一次出征西夏,取得了青海柴达木地区之后,即致书萨斯迦寺的大喇嘛,表明了对喇嘛教的尊重和遣军入藏的意向。[1631]但是由于夏、金未灭,成吉思汗未遑远略,以后又因迭次西征,征服西藏的问题一直未提上日程。然一些邻近陕蜀的吐蕃酋领,已陆续有一部分臣服。1239年,窝阔台的儿子、受封领有青藏地区、驻戍凉州的阔端派将军多达率军入藏,直至拉萨北方的热振寺、杰拉康寺等地,随即北撤,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教派的情况,说:“现在卫藏地方以噶丹教派的寺庙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斯迦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1632]建议任命宗教首领来管领其地。1244年,萨班(即萨斯迦班智达,Sa-skya-pandita的简称,panditax·为通明“五明”的人)奉召携其二侄八思巴、恰那前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商妥了乌思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并发回了有名的、致乌思藏纳里的僧俗首领的信。从此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统一的版图。1253年,年仅十五岁的八思巴受召谒忽必烈于征滇军次,为忽必烈及其妻、子行密教灌顶礼,并留侍忽必烈处。同时应召的还有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噶玛拔希见忽必烈后不肯留侍,而北上觐见蒙哥。1258年,忽必烈受命主持佛徒与全真道士的辩论大会(见后文),订证《化胡经》真伪问题。八思巴“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1633]忽必烈即位,噶玛拔希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因而更增加了萨斯迦派的独尊地位,八思巴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所制蒙古新文字颁行,以功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在中央设立了总制院(1288年更名为宣政院),其职务是“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秩从一品,以帝师领之,其院使(初定二员,后增至十员)之居首者由中央任命,其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由帝师辟举。这便形成了元朝所特有的帝师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是:(1)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皇帝从萨斯迦派中遴选高僧一人,充任帝师,主持皇庭的某些重大的佛事活动。皇帝即位之前,须从帝师受佛戒九次,后妃也都接受灌顶。其礼遇之隆,无与伦比。第一任帝师八思巴死后,忽必烈赐其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英宗时,特诏郡县建庙通祀。帝师所领的宣政院,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同为朝廷的四个独立的系统,得自任官属。(2)帝师是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诸路府州县皆置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管理各地的佛寺僧徒,而隶属于宣政院。在江南地区,曾设行宣政院,管领江南各省佛教。所有僧官的任免、僧徒犯罪者的谳定,都由宣政院负责。(3)作为宣政院直属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辖十三个万户,所有官吏都由帝师或宣政院推荐,以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并由朝廷任命。因而形成“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根据王森的研究,藏文史料中常常提到宣慰使司都元帅官员时多称作萨斯迦本钦。本钦(dpon-chen)之意为大官。《青史》与《红史》中都说:“喇嘛(元时称帝师为喇嘛)管宗教事务,历任本钦管理世俗事务。”但本钦是根据帝师提名,朝廷任命的;而帝师的提名,又常常是根据萨斯迦寺座主的推荐。因此,在制度上看,政权与教权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又是掌教权的人高于掌政权的人,掌政权的人往往听命于掌教权的人”[1634]。为后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奠定了规模。

帝师制度使佛教在全国获得高于其他宗教的地位;而在佛教中,喇嘛教的地位又优于其他宗派。“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帝师弟子之封号司徒司空、国公者,前后相望。“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使会计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计者,面439500,油79000,酥21870,蜜27300。佛事上的巨大耗费是造成国帑虚空的重要原因;而佛事上的支出主要是喇嘛教所致。张养浩在上时政书中慨乎而言:“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1635]这不能认为纯粹是夸张。喇嘛甚至借因好事而奏释轻重罪囚,混乱朝政,使一些有罪的大臣、贪污的大吏、杀人恶盗、作奸歹徒,皆得以夤缘幸免。他们甚至还从皇帝那里作为布施取得空名宣敕,而任命官员。在加深元廷的政治与财政败坏与崩溃上,喇嘛教是起过相当坏的作用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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