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陆学与朱陆和会的传承与发展

与朱熹同时代的江西抚州金溪人陆九渊（字子静，学者称象山先生）创所谓“心学”，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标榜“存本心”，这样，则此心自灵，先天而无所不及的理也便自明，人皆可以循此而致圣贤，以此六经皆我注脚。他与朱熹各树门户，曾两次在方法论与世界观上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在方法论上，陆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1601]。陆九渊诗：“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学的末流必陷支离，这一点，陆九渊的评定是有灼见的。但对自己直指本心，简易入圣的廉价门票，却正犯了人们所批评他的自信过甚的弊病。从此开始了朱陆两个学派在这一问题上无尽的论争。

陆门弟子中最有影响的有杨简（慈湖）、袁燮（絜斋）。朱门弟子陈淳（北溪）谓：“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袁贵显，据要津唱之。不读书，不穷理，专作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诀，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以文盖之。”[1602]陆学根袭禅宗，这是很明显的事。陈淳且指“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号佛照）”[1603]。“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辩说劳攘。”[1604]“分明是空门宗派。”[1605]这确不是一种无根据的毁谤。杨简于陆氏心学又有所发展。“发明本心，陆氏但以为入门，而文元（杨简谥号）遂以为究竟。”以“明悟为主”，“不起意为宗”，而事静坐。故陆学在“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1606]。元末慈湖的四传弟子慈溪人李恒（字可道），“日间静观，已见虚明之妙，但闭目及夜间则不如是，终二而不一。忽夜悟蛙声无际，皆在目中，前后昼夜，虚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识所能及。”[1607]这真是一往蹈空，十足的狂禅气象。所以，全祖望说“径畈殁而陆学衰”[1608]。径畈即南宋末的徐霖（汤巾门人、谢枋得业师）[1609]，可知入元以后，陆学已处于衰落。元朝时期，仅有上饶人陈苑（静明先生）、慈溪人赵偕（宝峰先生）仍恪守陆学门户。“是时科举方用朱子之学，闻先生（陈苑）说者讥非之、毁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训诂支离之习。”[1610]他这种遗世独立的勇气也决不是俗儒所能比拟的。

其实，从陆九渊本人来看，他的本心论并不是主张不要读书。他自己也多次申明这一观点，说：“某何尝不教人读书。”[1611]杨简著述亦丰，袁燮，“疾革犹著述弗倦”。朱陆两人所争论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问题。不学而知道，是虚妄的空谈，陆学的末流沦于禅，便是它在错误方向引申的必然结果。学而无所统驭，则偏离了明体达用的主旨，愈多愈泛滥支离，流于训诂之末学。朱子生时，便有“愚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的教导。[1612]在尔后朱陆门人热衷于互相攻击的同时，有的人则主张调和朱陆；也有一些人，或去朱而入于陆，或由陆而改奉朱，在转移改换之间，各自或多或少地杂采两家的某些观点。因此，朱陆和会成为元代思想史上颇引人注目的潮流。

最早开始这一工作的当是陆九渊的弟子章节夫，“尝取朱陆辞异旨同之处，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见》”。“盖自朱陆争辩以来，陈止斋（傅良）、叶正则（适）皆尝欲调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书，实为赵东山（汸）诸人之祖。”[1613]属于这一类型的元人著作有广信龚霆松《四书朱陆会同》，南宋末吴汝一的《朱陆合辄》。刘埙序《朱陆合辄》，谓：“朱陆之学，本领实同，门户小异，故陆学主于超卓，直指本心，而晦翁以近禅为疑。朱学主于著书，由下学而造上达，而象山翁又以支离少之。门户分别，伐异党同，末流乃至交排互诋，哗竞如仇敌。”[1614]袁桷序《四书朱陆会同》，亦以为当时朱陆所争者，“朋友丽泽之益”[1615]。他们都强调两方是所趋大同而其径小异，致力于两派的调和弥合。(www.xing528.com)

由朱入陆的著名学者首推鄱阳汤巾（晦静）及其子汤汉（东涧）。袁桷谓“汤巾氏合朱陆之说”，至汉，“益阐同之”[1616]。巾之弟子徐霖（径畈），当咸淳之际开讲，“尤大有名”[1617]。同时的广信人程绍开（月岩），尝筑道一书院，以合朱陆两家之说。吴澄曾师事程绍开。这个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是力倡朱陆和会的中坚。他说：“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1618]他认为：二师之教本实无所分别。他主张，读书，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文义既通，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明之于心，诚之于身，非但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陆子之所以教也”[1619]。永康人胡长孺，传龙泉叶味道之学，味道是朱熹的弟子。然长孺“专务明本心之学”；并公开为陆氏辩护，曾不顾后世之哓辩讙咋，“而直以此道为己任”[1620]。他也是宗朱而采陆的人物。

由陆而入朱的人物，以史蒙卿、郑玉为代表。四明地区，学者历来是祖陆氏而宗袁（燮）杨（简）。四明史氏，世传陆学。而至蒙卿，“务明体以达用，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这一地区之传朱学，是由黄震与史蒙卿始倡的。然史蒙卿论“学问进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大抵为士莫先于尚志”[1621]。这基本上是陆学的一套。史蒙卿传程端礼（畏斋）、端学（积斋）兄弟。黄百家谓：“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学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蒙卿）而为之一变。盖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余观畏斋读书工程，本末不遗，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谓陆子之功臣可也”[1622]，可知这一支派正是在保持陆子“先立乎其大”的基点上，然后又采掇了朱子的“缜密”下学工夫，兼收而博采的。徽州人郑玉（师山）是“继草庐而和会朱陆之学者”。《宋明理学史》认为他“似为由陆入朱的人物”[1623]。他认为：“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1624]又说：“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毁肆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气之坏，殊非好气象也。某尝谓：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堕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1625]所有上述诸家，虽在认识与所取各有不同，但都致力于两家和会。至于那些并未公开揭橥“和会”旗帜，而却有取陆学本心论的学者，则实繁有徒。“心学”这一命题，也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伏流。宋濂论六经，说：“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1626]直以理学便是心学。他们在王阳明心学的导源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前提和阶段。[1627]

上述诸家之外，在元代思想史上值得一书的还有自称为“三教外人”的邓牧。邓牧，字牧心（1247—1306年），钱塘人。由宋入元，深怀亡国之痛，拒不仕元。他的思想，兼取儒家的大同理想和道家的无为。在所著《伯牙琴》中，痛斥皇帝的专制与官吏的贪暴。他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谢应芳，元末武进人，著《辨惑编》，摒斥佛老，反对迷信。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独树一帜的勇气，向往民主、科学的精华成分，在思想史上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