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理学家刘因及其著作《静修先生文集》

刘因（1247—1293年），字梦吉，雄州容城人，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表其居曰“静修”，学者称静修先生。他与许衡同是元初北方的两个著名理学家。至元十九年（1282年），太子真金征为赞善，继王恂教近侍子弟，未几，以母疾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复以集贤学士征，以疾固辞。他的一生基本上是过隐居生活。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小学四书语录》，乃门生故友所录，《易系辞说》系病中亲授，皆佚。仅《静修先生文集》十二卷行世。

刘因曾受业于郧城砚弥坚。砚弥坚也是1235年与赵复同时被蒙古军俘虏的。他“年十四，始习词赋，补府学生。十六，从乡先生王景宋学。景宋名登，以进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参谋，为人卓荦奇伟。公学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从袁州刘仁卿学议论。年二十四，来归圣朝。公问学淳正，文章质实，务明道术，以明世教。”[1565]可见砚弥坚本人，似不曾及朱学之门庭；其授徒于真定，主要亦为训诂疏释之说。刘因从砚弥坚游，“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1566]。苏天爵撰刘因《墓表》，谓“其学本诸周程，而于邵子观物之书深有契焉[1567]。全谢山撰《静清书院记》亦谓：“有元儒林世系，鲁斋、白云（许谦），专主朱学；静修颇祖康节；草庐兼主文安（陆九渊）。”[1568]这都说明，尽管刘因对朱子也极表推崇，但其学术源流，则与朱学并无血胤。其所撰《四书集义精要》，即就卢孝孙所辑《四书集义》，“芟削浮词，标举要领”而成，“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其间多所去取，“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1569]。这里也显示了理学别派的刘因与恪守朱说，如奉神明的许衡在学术上的态度根本不一样。《宋元学案》列刘因为“江汉别传”，小传云：“后于赵江汉复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始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就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刘因与赵复并不见有什么过从和授受。[1570]小传袭《元史·刘因传》而增“于赵复处”云云，是没有根据的。清王灏跋《静修先生文集》，谓其“未尝专守一家言”，基本上是正确的。

刘因在《叙学》中提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隋王通在《文中子·中说》及《王道》中就体裁的角度，谓经为史。[1571]稍长于刘因的北方学者郝经亦明确提出：“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1572]刘因的说法显然是在郝经的基础上，向“六经皆史”这一命题更前进了一步。但他所强调的是古史经过圣人笔削，始升华为经典，与后世直指行世的“六经皆史也”的提法，涵义是有差别的。在进学的途径上，刘因与郝经的主张也十分值得注意。刘因认为有志于学者，惟当致力于《六经》、《语》、《孟》。治《六经》当自《诗》始，俾“导情性而开血气”。然后及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徵夫用。用莫大于礼”。《礼记》、《周礼》既治，则非《春秋》无以断。“《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然后及于《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刘因对于传注疏释也评价甚高，认为学习时必先传注而后疏释，再次后人之议论。六经既习，再继以《语》、《孟》。“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并渐及乎诸子、辞赋、文章、书法。郝经家学渊源，他记自己进学秩序：“初治六经之时，以为感发志意者，莫过乎《诗》，于是乎先治《诗》；二帝三王之心传口授者，莫过乎《书》，于是乎《诗》而后《书》；先王治世之具，莫大于礼乐，于是乎治《礼》；大经大法，拨乱反正，莫大于《春秋》，于是乎治《春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际天人之学者，莫大于《易》，故以为终身之学。其余自《语》、《孟》、子、史诸书，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杀焉。”[1573]郝经籍陵川，刘因籍真定，二人之间亦无师承授受，可见二人所举进学次第，乃金代北方士子所奉行之公认途径；经史本通之说，亦恐系北方儒士之流行见解，皆与南来之朱学明显不同。[1574]因此，我们认为刘因本质上是派生于金代儒学而远承程、邵的理学别派，与许衡恪承朱学一派在许多见解上是不同的。(www.xing528.com)

《辍耕录》记载：中统元年，许衡应召赴都日，道谒刘因，因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朝廷征刘因为赞善，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1575]至元十三年（1276年），刘因撰《退斋记》，谓彼挟老子之术者以任事，“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夺之也”[1576]。全榭山引虞集所撰《安敬仲文集序》考之[1577]，认为，刘因所影射的系许衡无疑，“殆指文正自请罢中书执政，就国子而言”。“静修所谓欺世自免者，则自其辞就之间有以窥见其微疵。”“由文靖（刘因谥号）之言观之，则知苟非行道之时，必不当出，亦不当择地而居之。盖立人之朝，即当行道，不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1578]刘因缺乏的正是许衡那种“随时变易，以合于道”，强调实行的积极因素。但他那种累征不仕的表现，却更符合儒家传统的出处行藏的正统观念，故被认为“能明乎圣贤之学，严乎出处之义”，有益于“息奔竞、惇风化”，而“使人人知有礼义廉耻之实”[1579]。这就是作为隐士的刘因被推崇为与许衡一样，被认为乃元朝借以立国的两大儒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