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躬行践履：正统派传承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河内人，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政治家与教育家。他在年轻时候便不满于章句之学。1242年，“始诣苏门，因左丞姚公（枢）得程朱之书于江汉赵先生（复）”[1549]，与姚枢、窦默相与讲习，凡伊洛性理之书，及程子《易传》、朱子《语孟集注》、《中庸大学或问》、《小学》等书，皆剖微穷深，忘寝与食。他对从学之徒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不然，当求他师。”1254年，忽必烈在藩，辟许衡为其封地京兆提学。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应召入朝，累官至中书左丞，于元初制度之建设，多所参赞；对辅助丞相安童、促成忽必烈改行汉法，皆有功劳。至元八年（1271年），因受阿合马排挤，力辞中书左丞，以国子祭酒教授蒙古贵胄子弟，为元代学校制度奠立规模，至元十三年，兼领太史院事，领导修成《授时历》。他的活动，对在全国传播朱学，使程朱理学进居全国的统治思想，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著有《小学大义》、《孟子标题》、《读易私言》；而《中庸四箴》等说，乃门人所记。[1550]传世之《鲁斋遗书》系明人辑集所成。死，谥文正，学者称鲁斋先生。

许衡关于理、性的天道观以及气、欲的人性论等，完全是朱子哲学的简本。其所以简，一则因为所授皆蒙古胄子，文化甚低，亦无所求于义理之玄深。二则许衡得朱学于南北隔限之时，赵复之辗转所传，原已经过赵本人的精择与简化。世谓许衡“平生嗜朱子学，不啻饥饿。凡所指示学者，一以朱子为主，或问以他书，则曰：贤且专主一家，则心不乱”[1551]。他给儿子写信，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表明他惟朱子是宗。然朱学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许衡“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1552]，实不能掌握朱学之全体。因此，“及江左混一，始得阅其（朱学）全文，亦病其太多”。可见他所取于朱学的规模，原已不免于狭浅，更谈不上在学术上有什么发挥。但是，在躬行践履方面，却经过他的强调与提倡，使朱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朱熹在讲致知格物中，也提出实践，作为修养的主要工夫。他说：“切问、近思是主于致知，忠信、笃行是主于力行。知与行，不可偏废。”“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而专践履者又遂以讲学为无益。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固，与彼区区口耳之间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1553]许衡发挥朱熹重实践这一思想。他说：

“世间只两事，知与行而已。”

“圣人教人，只是两字，从学而时习为始，便只说知与行。”

“先儒说出体用，尝谓孔孟未尝言此，及子细读之，每言无非有体有用者。”

“知与行，二者当并进。”(www.xing528.com)

“凡行之所以不力，只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1554]

根据这个说法，知往往虚夸难测；而行则笃实有凭。因此，许衡事实上把行看得比知更重，只有力行才正是体现了真知。他在教育中主张，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其授课：

“先生说书章数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引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已。尝问诸生：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也。”[1555]

“凡为学之道，必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经语孟中，我所未能，当勉而行之；我所行不合于六经语孟中，便须改之。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

当然，应该看到，许衡的“行”，主要是程朱所主张的克己功夫，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他沿袭了朱熹的理、气之说，但他把二者对立了起来。他认为，人因秉赋不同，“圣贤以理为主，常人以气为主”。“声色臭味发于气，人心也，便是人欲；仁义五常根于性，道心也，便是天理。”“天禀天命之性，为明德，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与尧舜神明为一。但众人多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发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气禀物欲之私昏蔽了，故临事对人，旋安排把捉。未临事之前，与无人独处，却便放肆为恶。故《中庸》教人存养、省察。盖不睹不闻之时，戒慎恐惧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须臾离道，此所谓致中也，存养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善是性中本性之理，即执之不使变迁。如此，则应物无少差谬，此所谓致和也，省察之事也。”“仁者，人心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则公，公则仁，仁则爱。未至仁，则爱不可以充体。”[1556]这明显地是来源于程子的“涵养须用敬”与朱子的“持敬”工夫。但是，许衡的道、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1557]道不是高远难行之事，而且必须“见诸行事”，切于实用。程子释“中”为“不偏”，乃“天下之正道”。“庸”者，“不易”之谓，乃“天下之定理”。朱子亦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许衡则称：“时有万变，事有万殊，而中无定体。当此时则此为中，于彼时则非中矣！当此事则此为中，于他事则非中矣！”[1558]强调了“随时变易”。其于“庸”，则释为“行之日用，不可改易”[1559]，突出了实用的思想。他在政治上坚持改更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在教学上注意实用，增授蒙古生算术及受宣拜诏仪；而且明确提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君子多以农务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由此可见，许衡的“行”，原是不全拘囿于个人涵养工夫的。

许衡的历史功绩在于帮助忽必烈并辅助安童采行汉法，为元朝的建设奠立规模；同时通过兴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朱学，终至于导致理学在全国思想领域确立统治地位。而且，由他所开创的以躬行践履为其特征的一派，流传至明代，俨然成了朱学的正统。《名臣事略》引眉山刘公所撰文集序云：“自关洛大儒倡绝学于数千载之后，门人诵传之，未能遍江左也。伊川殁二十余年而文公生焉，继程氏之学，集厥大成，未能遍中州也。文公殁十年而鲁斋先生生焉。圣朝道学一脉，乃自先生发之。至今学术正，人心一，不为邪论曲学所胜，先生力也。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明朝的著名理学家薛瑄、曹端、胡居仁，其学务躬行实践，都是宗许衡而祖程朱。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1560]薛瑄对许衡极其推崇，说：“鲁斋在后学固莫能窥测。窃尝思之，盖真实践者也。”“鲁斋力行之意多，实过其名者，鲁斋其人也。”“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1561]明朝理学的躬行派是把许衡视为朱子道统的继承者的，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不过，明儒所继承恰恰只是许衡“躬行践履”思想的消极部分，而对于其有生气的实用方面则被阉割和遗忘。因此，他们日趋迂腐、空泛，也是无可避免的。元末的虞集就曾指责许派的末流在许既死之后，“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从事于文章。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而姑因其师长。谓无所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是皆假美言以深护其短。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黄百家在引用虞集的这一段话后，便指出此“虽其流弊使然，亦是鲁斋所见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从之也”[1562]。《宋元学案》引某氏云：“许文正公表章朱子之书，天下乐为简易之说者，知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窃其名以文其虚诞卤莽，而不可与入圣贤之域。”[1563]谢山《题文正集后》亦谓许衡“生平所造诣，则仅在善人有恒之间，读其集可见也，故数传而易衰”[1564]。这些，对许衡及其流派是深切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