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程朱理学在学术领域全面占主导地位

朱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为元朝政府实行科举准备了条件（参见第八章第四节“儒学的利用”）。延祐行科举，“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贡举私议》”[1525]。其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1526]“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1527]忽必烈兴学校，许衡定学制，悉取资朱熹；仁宗行科举，“五经皆本建安，《书》蔡氏为文公门人，而《春秋传》则正字胡公（宪）之从父文定公。师友授受，宗于一门，会于一郡。至若训蒙士、正史统、庋积笔录，悉师于文公。”[1528]由此可见，程朱学说，在元后期，实已牢笼教育科举、思想经术，其在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已开始确立。

然而，延祐的科举考试程式，除《四书》限用朱氏章句集注外，五经虽明显地侧重于朱学，但仍不废古注疏。其原因：《春秋》、《礼记》朱熹原无所作，一时仍无法确定一个公认的权威著作以为法定的准依。“然《易》、《书》、《诗》、《春秋》犹与古注疏相参，是元人尚不废汉、唐之学；且《礼记》专用古注疏，又见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1529]这种把汉学与宋学相参取用的作法，必然使科举考试没有一个法定的标准，特别是不能达到统治者所追求的正人心、一道德的政治目的。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对科举进行了划时代的改制，废诗赋而试经义。神宗即令王安石等作《三经新义》，以为程式。元朝复科举，实际上也面临同样的任务。因此，文宗即位后，便创设了艺文监，“其官皆以经籍系衔者，将以《五经》经濂洛诸贤之所发明论定，会通以成书，如唐《正义》之例，已行于代，则又以其大指系于天理民彝者，译为国人言语文字。将使圣贤之学，无远不通。”[1530]但是这一工作却因改为修《经世大典》而被搁置，终元一代，已无暇措置。直至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2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翌年敕修《四书大全》成。以朱学的义理来解释所有《四书》、《五经》，以便统一思想，“端正”人心的任务才算完成。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大全”只是杂采宋元诸理学家的著作，而去其姓名，饾饤成编者。这就表明，早在宋末和元盛时期，在棼起猬兴、不可胜计的经学著作中，朱学已完成了对所有诸经的解释。元文宗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企图通过艺文监来统一经义的。下面，我们分别就朱学对诸经牢笼范围的进展情况作简要的说明。

【《易》】程颐著《易传》四卷。朱熹也著《周易本义》十二卷。与程颐同时的邵雍以象数言易，而程《传》则以理言易，各树门户，形成义理与象数两派。朱熹的《易》学，实宗象数，其太极、无极、先天、后天的理论，与程《传》本不相侔。南宋末年，台州临海人董楷（正叔）著《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合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一书，而采二子之遗说附录其下，意在理数兼通”。“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元潼川人赵采（德亮），著《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三十三卷，也采取了与董楷相同的办法。元末的新喻人梁寅，著《周易参义》十二卷，以程《传》主理，《本义》主象，“稍有异同，因融会参酌，合以为一，又傍采诸儒之说以阐发之”。他们的用意都在弥合程、朱，与胡炳文、胡一桂等墨守朱熹《易》的学者不同。明洪武初颁《五经》，《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胡广等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传》之后”。完全蹈袭了董楷的作法，并杂取二胡等人的成果。

【《书》】蔡沈《书集传》是在朱熹的授意与指导下作的，一些篇章据云还经朱子纂定，因此它无异于朱子之书。然朱熹说《书》，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难通。而沈则自用己意者多，通其所难通，因之颇受当时人的诘责。宋末张葆舒作《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作《尚书蔡氏传正误》、程直方作《蔡传辩疑》、余苞舒作《读蔡传疑》。元休宁人陈栎（定宇）亦著《书说折衷》，颇论蔡沈之失。迨延祐设科，蔡沈《书集传》得敕定为标准本，诸宋儒之疑沈作者从此皆佚；陈栎亦迫于功令，弃其所作，改撰《尚书集传纂疏》六卷，以疏通蔡《传》之意，故名曰“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名曰“纂”，从诘难变为墨守蔡说。彭蠡人陈师凯，作《书蔡传旁通》六卷，于名物度数蔡《传》所引而未详者，皆一一博引繁称，折其端委；而于蔡《传》歧误之处，则不复纠正。至明洪武时，刘三吾等奉敕撰《书传会选》六卷，正蔡《传》之失者六十六条。胡广修《大全》，则完全抄袭陈栎、陈师凯所作。[1531]

【《诗》】诗学在北宋以前皆宗毛、郑，谨守小序，迄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朱熹撰《诗集传》八卷，初稿全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说[1532]，反对诗序，以为不可信。自是以后，宗序与攻序两家角立。“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元安福人刘瑾（公瑾），作《诗传通释》二十卷，旨在发明《集传》。胡广之《诗经大全》全本刘著而稍有增损。[1533](www.xing528.com)

【《礼记》】延祐行科举，《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英宗至治中，都昌人陈澔（可大）撰《云庄礼记集说》十卷，在同类著作中，浅显简便，且澔之父大猷，师双峰饶鲁，鲁师黄干，乃朱熹之婿。该书“遂藉考亭之余荫”，在明初列入学官。《礼记大全》即以陈澔《集说》为宗，杂掇诸儒四十二家之说而成。[1534]

【《春秋》】从中唐啖（助）、赵（匡）、陆（淳）疑左氏非丘明，“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春秋》之学，在两宋大行。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赵匡，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南宋崇安人胡安国（康侯，谥文定），《宋元学案》称其为“二程私淑，泰山（孙复）再传”，作《春秋传》三十卷。因“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熹弟子清江人张洽（元德），诠次师说，成《春秋集注》。赵复被俘至燕，传胡氏《春秋传》，“故今胡氏之说特盛行”。[1535]“国家设进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传之外，独以胡氏为说。”[1536]这同赵复的影响当是分不开的。[1537]“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存二卷，阙略太盛：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胡广修《春秋大全》，即据元人汪克宽所作《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稍加点纂而成。时，张洽书已不用，遂独用安国书。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1538]

【《四书》】《四书章句》或问、集注是朱熹的代表作，《大学》、《中庸》也是程朱以己意造经、解经的典型。《四书集注》既作之后，诸门弟子为之释疏者踵起。元儒亦多祖述朱学。陈栎之门人倪士毅（歙县人）合其师所撰《四书发明》与胡炳文所作《四书通》，并加删正，成《四书辑释》一书。胡广修《四书大全》则悉取此书而小作增删。[1539]《四书大全》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1540]。

上述情况表明，明初修“四书五经大全”，主要是取元儒著作抄袭与拼凑而成。顾炎武所谓“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1541]。这正说明，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在元代已实际上确立。宋学的特点之一是疑经，以己意解经与改经、造经。这是与封建社会后期，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而重建儒学，加强思想统治的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正因为如此，在诸多学派中，必然要求经过社会选择而定于一尊，从而达到一人心、正道德的效果。元承宋习，以己意解经之风仍继续流行，然以朱学为国是的形势已经确定。如果不是因为元末政治上的衰乱，一个以朱学为体，类似“四书五经大全”，用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的作品，迟早将会产生。这从文宗置艺文监，把这一问题已列入议程一事，便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