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传承：元史与理学发展

在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北方儒士对南宋程学的发展缺乏了解、对朱熹集大成的理学隔膜，这是可以想见的。贞祐南迁，在金的国运上是一大转折，有关金朝学术思想，文学诸方面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理学的北传。

逃亡在南京（开封）的金朝儒士最早是通过南宋的使臣得见南方的理学著作的。许有壬谓：先时“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叹竦，谓其学问超诣，而是书实未睹也。”[1486]生当金末的郝经，可说是理学北传的见证者，也说：“金源氏之衰，其书浸淫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1487]就目前所知，南宋理学著作中，最早在金境公开刊行、并从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由张九成作解的《道学发源》。张九成，南宋初人，《宋史》卷374有传，他是杨时的门人，程学的再传弟子，著述颇富。《道学发源》一书，大概是辑录自《中庸》、《大学》直至刘子翚的《圣传论》、张载的《东铭》、《西铭》等理学家著作，被视为道统相承的诸著作而加以注解。金尚书省诸生傅起等得之而予刊布，并由赵秉文、王若虚撰写了前、后序。王若虚的后序称：“国家承平既久，特以经术取人，使得参众论之所长，以求夫义理之真，而不专于传疏，其所以开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说，亦未甚行。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今省庭诸君，尤为致力，慨话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且将与未知者共之，此《发源》之书所以汲汲于锓木也。”[1488]时，王若虚供职翰林院。据《中州集》，王之官翰林在兴定三四年（1219—1220年），而赵秉文死于天兴元年（1232年）。以此推之，此书之刊行在1219、1220年至1232年之间。《后序》为我们透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消息：（1）金科举之经义，亦有取于义理，而不专于传疏，已非全袭熙宁以前之旧制；（2）在《发源》未刊之前，伊洛之学在北方迄未盛行，于此又得一证；（3）至《发源》刊行之三数年后，南来之理学著作，始传布浸广；（4）上至一代文坛宗主的赵秉文亦闻风倾服，甘自称为道学门弟子，从此信奉伊洛之学的人大大地多了起来。

蒙古灭金之翌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其僚属姚枢随军进攻南宋，受命在俘户中搜求儒、道、释、医、卜及酒工、乐人等百工技艺之人，“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1489]。其中最有名且影响最巨者便是曾充南宋乡贡进士的安陆人赵复（字仁甫）。同时还有金广平肥乡人窦默，避兵南亡走宋之孝感，从县令谢宪子学习《四书》，亦在是役后北返，隐居大名。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南方的儒士与书籍开始广泛北流。“金源氏之亡，淮汉巴蜀，相继破没，学士大夫与其书遍于中土。”[1490]“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1491]

赵复至燕，杨惟中建太极书院于燕，延复讲授其中，“学子从者百余人”。我们对赵复的身世与授受很少了解。[1492]就其著作看，他无疑是朱学的信徒。《师友图》一书，将“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收录，“以寓私淑之志”。在太极书院讲学期内，杨惟中刊行了朱注《四书》，田和卿刊行了《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赵复也版行了自己的著作《伊洛发挥》。其后，赵复持此书遍游河北、山东，宣弘朱学。《元史·儒学·赵复传》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就比较完整地将朱学介绍到北方来这一角度说，《元史》的这一说法是不过分的。(www.xing528.com)

姚枢似乎并未参与太极书院的开学，而在1242年因不满于牙老瓦赤等的贪暴归隐卫辉，并以得自赵复的伊川《易传》、晦庵《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及《或问》、《小学》等书以从。他与许衡、窦默同居苏门，研究和宣扬程朱理学。1252年，砚弥坚也以儒户定居真定，专以训生徒为事。程朱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开来。

当程朱理学逐渐在北方传布并受到一部分北方儒士的拥护与欢迎的同时，它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与猛烈批判。金末的李纯甫著《诸儒鸣道集说》，对所引周敦颐、司马光下迄朱熹诸大儒的言论二百一十七则，逐加驳斥。“其说根抵性命而加之以变化诡谲。大略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后，道术将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庄周、咱佛如来为五圣人，而推老庄、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习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苏子瞻兄弟，以为能阴引老庄、浮屠之言，以证明吾孔孟诸书。于是发为雄辞怪辩，委曲疏通其所见。而极其旨趣，则往往归之于佛。凡宋儒之辟佛者，大肆掊击，自司马文正公而下，迄于程朱，无得免者。”[1493]李纯甫机警地抓住二程理学有取于佛典的事实，指程氏之学出于佛书。又“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1494]。他辛辣地讥讽理学家辟佛，简直是“翻着祖师衣，倒用如来印”。他的挚友耶律楚材为《诸儒鸣道集说》作序说：“江左道学，倡于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余家。涉猎释老，肤浅一二，著《鸣道集》。食我园椹，不见好音。窃香掩鼻于圣言，助长揠苗于世典。饰游辞称语录，敩禅惠如敬诚。诬谤圣人，聋瞽学者。噫！凭虚气，任私情，一赞一毁，独去独取，其如天下后世何[1495]？”但是，除了奉佛之外，李纯甫等的基本立场与理学家并无大差别。他曾声明，除了在辟佛这一问题，“凡《鸣道集》所载，及诸君子所著《大易》、《书》、《诗》、《中庸》、《大学》、《春秋》、《语》、《孟》、《孝经》之说，洗人欲而白天理，刬伯业而扶王道，发心学于言语文字之外，索日用于应对洒扫之中；治性则以诚为地，修身则以敬为门；大道自善而求，圣人自学而至。嗣千古之绝学，立一家之成说，宋之诸儒皆不及也，唐、汉诸儒亦不及也，浸浸乎与孟轲氏并驾矣！”[1496]这段话表明他对理学，实际上是很推崇的。

同时候在北方最称博学卓识的大儒王若虚，固然广泛地批评了汉儒在注疏中的附会之处，然对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也多所批评。他认为：“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辩，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良佐）、张子韶（九成）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他指出：“解《论语》者有三过焉：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学者求之太过，则其论虽美，而要为失其实。”[1497]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论语集注》，认为“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窃不自揆，尝以所见正其失而补其遗，凡若干章”[1498]。苏天爵曾记“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辩博自负，为说非之”[1499]。当即指此，其批判态度也是很明显的。迟至至元初年，“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1500]。对高谈天理心性的理学仍然群起抵制。蒙哥四年（1254年），忽必烈在藩，许衡受荐充京兆提学。金制：提学之职，每旦望考校诗赋、议论“必习知举业，场屋有声者可得为之”。许衡以理学家而膺是命，顿时舆论大哗，甚且“形于谤言，著于谑谚”。迫使许衡一再辞免，不敢履任。[1501]即使到至元初，许衡已居政府，任中书左丞时，社会上对“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者，众且群咻而聚笑之，以为狂、为怪、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1502]。纯粹如郝经，对“道学”之称呼亦大不以为然。他提出：自濂溪、康节“始有道学之名也。及其徒，欲神其说，分宗别派，谓之伊川之学、康节之学、伊洛之学，引而自高，揭然以道学为名，谓一世之人皆不知道。又谓汉唐诸儒皆不知道，直以为仲尼、孟轲复出，论说蜂起，党与交攻，投窜贬斥，竟成宣政之乱。秦、韩当国，遂谓之伪学，又谓之奸学。衣冠之祸，古所未有，皆标置立名之激之也”。亦“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1503]郝经的这段议论，与叶适的在《答吴明辅书》中所担心的很类似。叶适指出：“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1504]这都是对道学权威性的保留。同样的态度还表现在元初赵郡的陈天祥就王若虚所撰辨惑的增补上，安熙见之而愤起辩护，斥之为“俗生鄙儒，胶于见闻，安于陋习”而急求取名，率尔立论的举动。[1505]这都表明，理学在至元初，在北方的权威性仍远未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