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师坚守南昌，朱元璋赢得宝贵时间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以张士信经略淮上，先锋吕珍围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安丰城内兵粮皆乏，告急求援于朱元璋。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驰援。吕珍攻破安丰，刘福通被害，韩林儿脱走。朱元璋率军攻安丰，吕珍“水陆连营，战舰蔽河，沙际皆树木栅，缭以竹篱，外掘重堑，极力以拒”。庐州左君弼亦以兵来助。朱元璋虽三战三胜，拿下了安丰，但在四月，陈友谅大举围攻洪都（南昌）的消息传来，朱元璋闻讯急忙南还，而把韩林儿用銮驾繖扇迎驻滁州，创宫殿安置之，奉之甚厚，然尽易其左右侍宦。这时的韩林儿已沦为朱元璋劫持的笼中物，龙凤政权事实上已随安丰的陷落而告灭亡。《国榷》说：韩林儿“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明史》说：他本无“大志，又听令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且皆与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但是，东系红巾军在推翻元朝的功绩上是不可磨灭的。它曾是元末人民大起义军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在龙凤政权的号召下，“天下云合响应”，“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蹂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朱元璋便是从属并在它的掩护下，在江南地区乘隙发展起来的。

朱元璋北援安丰是一着经过深思熟虑的险棋。他事后检讨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对于陈友谅久有准备，可能乘虚来攻这一点，老于军事的朱元璋是不会没有警惕的。决定北援安丰中，群僚对此举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基便认为不宜轻出，同时着重提出来：把韩林儿救出之后，“当发付何处”的问题。朱元璋当时认真地权衡利害，以为“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而通过救援，既可以煞住张士诚的气焰；更主要的，是想把韩林儿控制在手，以后在废、用、假借方面，都可根据情况的需要，生出许多运用，在政治上有利可图，因此他甘在军事上冒险。他把赌注押在必胜和速决两点上，亲自督师，投入了徐达、常遇春两部的主力。破安丰与控制韩林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庐州则因受吕珍、左君弼等的猛烈抵抗，未能攻下。

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失江州后，锐意重整军备，大造战船，图谋报复。其所造船“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又于“湖潭荆襄等处，征田夫市子，三丁抽一为军，号曰蓬合”，兵号六十万。四月，他空国乘虚顺流而下。他显然错误地总结了前此轻进龙湾的失败教训，不敢直扑建康，而拥全师进围南昌，并分兵下临江、吉安诸州。朱文正、邓愈孤军坚守南昌，前后八十五天，使陈友谅师老城下，为朱元璋赢得了南还组织救援的宝贵时间。七月，朱元璋亲自驰援南昌，舟师凡二十万。师次湖口，朱元璋先遣一军屯泾江口，一军屯南湖咀，以遏陈友谅归路；又调信州兵守武阳渡，以防其奔逸。陈友谅闻朱元璋舟师到来，乃解南昌之围，出鄱阳湖。两军相遇于康郎山，开始了一场历时三十六天的大恶战。

当时，陈友谅兵多船大，势处上流，以逸待劳，这都是有利的方面。但船大而操纵欠灵，兵多而惯战者十无一二。特别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又加长期顿兵南昌城下，已呈再竭三衰之势。因此，实际上却隐处劣势。七月二十一日，两军混战，陈友谅的巨舰漆朱，朱元璋的轻舸涂白。朱元璋分舟师为十一队，乘风搏击。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皆战死。朱本人所乘坐的楼船一度搁浅，陈友谅骁将张定边乘机猛攻，情况十分危急。诸将拼死来援，常遇春从旁射中张定边，陈军始却。俞通海拥船骤进，湖水涌涨，朱元璋的楼船浮起，始脱出险境。接着常遇春的坐船也遭搁浅，幸遇败船顺流而下，受到撞击，船才得浮动。战况十分激烈。日暮收军，双方杀伤相当。朱元璋恐陈友谅乘虚袭建康，同时也为了加强对东面的张士诚的警戒，连夜派徐达回建康防守。二十二日再战，陈友谅“悉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朱元璋的舟小，仰攻，无力奏效，院判张志雄、丁普郎、余昶、陈弼、徐公辅等皆战死。下午四时，东北风骤起。朱元璋令以“七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束草为人，饰以甲胄，各持兵戟若斗敌者，令敢死士操之，备走舸于后。将迫敌舟，乘风纵火。”陈友谅水寨数百舰被火延烧，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朱元璋军乘势进击，陈友谅大败，死者大半。陈友谅之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皆被焚死。陈友仁骁勇善战，有智数，他的战死，使陈友谅锐气大挫。二十四日复悉师会战，朱元璋的坐舟中炮被击碎，他本人事前换船幸免于难。陈友谅战船庞大，难于运动，受到朱元璋小舟的环攻，自辰时到午时，陈军大败，所弃旗鼓器仗，浮满湖面。陈友谅开始敛舟自守，不敢更战。为了利于休整，朱元璋乘夜渡浅出湖口，泊于左蠡。一面以舟师横截湖面，邀敌归路；一面立栅于岸，防止陈友谅从陆上窜逸。陈友谅随亦移舟泊于潴矶，两相对峙。陈友谅军气夺，其左右二金吾出降。朱元璋故意高会赋诗，以激励士气，并释放战俘，以瓦解敌军，同时分兵克蕲州、兴国。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在粮尽势困的情况下，企图突围走还武昌，于是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咀，因受到朱元璋军的有力阻击，乃突出湖口。朱元璋即以预置的火舟、火筏冲之。双方舟师混战江中，联比顺流而下，直至泾江口。部署在这里的朱元璋军又进行邀击。陈友谅中流矢死，余众大溃。张定边等乘夜以小舟载陈友谅尸体及其子陈理走还武昌。陈友谅为人轻躁纵恣，因而上下离心。他生活上也十分腐化，“伪将征伐，必使之遍求奇宝”。他在江州修建鹿苑，群鹿皆以锦绣饰之。“尝以春暮结彩为花树，自府第夹道植至匡山。”[1461]后庭数百人，皆锦衣玉食。又镂造金床，穷极奢侈，亦可见其败由自取。(www.xing528.com)

张定边携陈理走还武昌后，立理为帝，改元“德寿”。朱元璋虽大获全胜，然犹担心张士诚的威胁，亦急还建康。九月，始部署李善长、邓愈据守，再次亲征陈理，并决定采长围久困的战略，图迫使武昌不战而下。武昌被围达半载，张定边把解围的希望寄托在据守岳州的兄弟张必先的援师上。然张必先在至正二十四年二月进援武昌途中，被歼于洪山，本人被擒。张定边始被迫出降，汉亡。朱元璋置湖广行省，以杨璟为参政守之。分遣诸将定江陵、夷陵、长沙、沅陵、醴陵及赣州等地。这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由于同时候张士诚已称吴王，所以习惯上称朱元璋为西吴，张士诚为东吴。

当陈友谅势盛时，朱元璋的东西两面有强敌陈友谅、张士诚，声势相通，他随时有可能遭到两方的合力夹击。这对朱元璋是很难应付的严峻威胁。如何在这种形势下经营发展，确需要很高的政治判断与军事艺术。朱元璋正确地分析了这两个人的个性与特点，指出：“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能根据两人的特点行事，朱元璋尽管处在夹击的缝隙中，也仍能游刃有余。等到陈友谅既灭之后，他便可专力向东，张士诚便已是独力难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