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一年(1351年)颍上红巾军初起时,就明确地揭橥了反民族压迫的旗帜。至正十二年五月,在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等的奏章中,就曾指出:“河南诸处群盗,辙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恢复赵宋也就是意味恢复汉族的统治。但是,运动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大起义一开始便突破了民族矛盾的局限,而形成一场包括广大贫苦农民,乃至驱奴积极参加的反封建剥削与压迫的阶级搏斗。锄耰棘荆之徒,“髡钳盗贩”之辈,“或盗至而乱,或未至而迎降,撞搪谲怪,有如鬼蜮”。他们焚劫官府,“杀掠巨室”,遂使“江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所在形成“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同升”的颠倒局面。当时人感慨乎言:“丧乱十五六年之间,冠履颠倒,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隶而害主翁者,滔滔皆是。”民族矛盾的存在与阶级矛盾的激化,相互作用,促使当时的地主阶级在对待起义上,态度十分复杂。大体说来,他们依其所在地区的条件与本身的身份、经历不同,而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由于种种原因参加人民起义队伍,并在其中起重要的谋划作用。他们大多是在起义军初起时,由形势所迫,被裹胁进来的。定远人王谦父子便是这一类的典型。他们都是地方的小官吏,王谦还是李善长的妹夫。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在较早时候便参加刘福通的起义队伍,“擢万夫长,五转至工部尚书”。但他自认为这是“出编虎须”的冒险之举,迫不得已而为之,“非其所好也”。后来,他发现追随刘福通没有前途,又投附于朱元璋,成了朱明开国的功臣。在江南地区的所谓南人一贯被元廷压抑与歧视,他们对元廷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抱不合作的态度。在大起义燎原之势已成、南北隔绝的条件下,他们便都乐于投附于割据在江南的起义军政权。如刘基、宋濂之附朱元璋,便是尽人皆知的例子。张士诚政权里亦搜罗了不少江南文士,方国珍亦用“名士以收人心”。由于民族矛盾的存在,元末人民大起义中有更多一些地主分子卷入到起义军队伍里来,这无疑是很自然的。
第二种情况是聚众自保,在官军与起义军之间暂时投机观望。这种情况多产生在官府已无力有效控制,而起义军又不能立即夺取的中间地带。如江西都昌,地处冲要,徐寿辉的西系红巾军与元军“交互杀掠,民伥伥不知所从”。“顺寇兵官军以为叛,从官军则寇兵又将屠。”土豪于光便组织乡军拒境以自守。类似例子甚多。“当是时,豪杰角立,割土疆,擅号令者,比比而是。”他们“各据乡土,争为雄长,或更相攻掠”。“内援官军,外御群盗”。不过,这只是起义军与官军僵持下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他们在根据两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不断地选择时机,权衡利弊,而寻求归宿:或接受官府的委任,或直接投附于起义军。他们大多原是出于害怕起义军而聚众自保,但迎来的官军却焚劫淫杀,比起起义军来更百倍过之。而且,随着元军实力的日益削弱,他们已明显地察觉到依靠朝廷已再没有指望。“几度传闻狂欲舞,如今懒说大军来”,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因此,他们大多先后归降了起义军。
第三种则是积极充当官府的爪牙,参与对起义军的血腥镇压,甚而至于发展成为元廷赖以暂时苟活的主要军事支撑力量。早在大起义初起时,元廷在加强镇压的同时,又企图通过缓和民族矛盾的办法,来收买与拉拢汉人地主分子。至正十二年二月,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1460]并擢安徽宁国人贡师泰为监察御史,江西饶州人周伯锜为兵部侍郎。“自是累科南方之进士始有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者。”然而,实际上,蒙古贵族对汉人的疑惧却越来越加深。除了顽固坚持旧日的一系列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外,由于大起义的爆发,脱脱甚至欲“尽坐中华之民为畔逆”,而大行诛杀。但是,他们毕竟感觉到在全国蜂起的人民大起义面前,兵力单弱;而地主阶级中对人民起义的恐惧与仇视心理,却可资利用。至正十二年二月,朝廷于是令“各处试用守令,并授兼管义兵防御诸军奥鲁劝农事”。所谓“义兵”,即地方的地主武装的通称。接着,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了地主武装。至正十三年十一月,立义兵千户、水军千户所于江西,至正十四年二月,河南、淮南两省并立义兵万户府,五月,置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故以名之”。然政府仍坚持旧有制度,规定“事平,愿还为民者听”。“义兵立功者,权任军职,事平授以民职。”这些地主武装在镇压农民军时表现出有很强的战斗力,如罗明远收复吉安,戴良收复建昌,范忠与僧李智收复中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收复罗山,汪同、程国胜、俞茂等在浙西,“结集民兵,誓死血战,恢复城栅,其功尚多”,等等。至正十四年十二月高邮之役,脱脱临阵被黜,元师全军溃散后,中央诸卫军实际上已基本丧失战斗力;诸行省军逐渐成了元师的主力,地主武装也显得越来越重要。至正十五年二月,元廷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天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四月,置汴梁等处义兵万户府。十二月,置忠义、忠勤万户府于宿州、武安州。其年内,一次颁发给淮东宣慰使司等处义兵官员的金银牌符就达一百六十五面。在参与镇压人民起义军的残酷斗争中,这些地主武装开始发展成为答失八都鲁—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及李思齐、张良弼等几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www.xing528.com)
答失八都鲁本人出身于蒙古撒勒只兀部(珊竹部),曾祖纽璘,是元初经略四川的名将。这个家族后来长期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慰司。红巾军起,元廷特任他为四川行省参政,领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从平章咬住东出川峡,平定荆襄。进至荆门,用宋廷杰计,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进破襄阳,擒杀南琐红巾军首领王权,累功升四川行省平章、兼行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的军将主要是川中子弟,故当时人以“川军”称之。它实际上是以四川、荆襄人为主干的地主武装。至正十四年五月,元廷为加强对刘福通的围剿,诏答失八都鲁兵赴汝宁,与太不花会军进讨安丰。太不花去职后,答失八都鲁就领原太不花所辖一应诸王藩将军马,成为河南方面军的统帅。至正十七年十月,雷泽、濮州之役,答失八都鲁军大败,他因此忧愤致死。其子孛罗帖木儿代领其众,已成为名义上虽奉元廷,而实际上是以军队为私属的军阀。红巾军三道北伐,关先生等转战至兴和、塞北之地。元廷为了加强大都侧翼的安全,在至正十九年三月,令孛罗帖木儿移兵大同,置大都督兵农司,“专督屯种”。至正二十年七月,诏孛罗帖木儿“总领达达、汉儿军马,为总兵官,仍便宜行事”。
察罕帖木儿世出乃蛮部,曾祖随蒙古军戍河南,即营以家,遂为颍川沈丘人,汉姓李,字廷瑞,尝应进士举,有时名,可知其汉化程度甚深。至正十二年,他聚集沈丘子弟数百人,与罗山人李思齐合兵袭破起义军所据之罗山,廷议授察罕帖木儿罗山县达鲁花赤,李思齐为县尹。妥懽帖睦尔为了收买汉人,说:“人言国家轻汉人,如此,果轻汉人也。”下吏部再议。于是察罕帖木儿授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知汝宁府。两人遂各自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至正十六年,红巾军崔德、李武下陕、虢,断殽、函,势欲趋秦、晋。察罕帖木儿受命驰援,升任佥河北行枢密院事。至正十七年,又应豫王阿剌忒拉失里之招,进军陕西,败李喜喜等部于凤翔。旋复返师晋、豫,狙击南还之中路北伐红巾军。这时,察罕帖木儿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阀,他与李思齐及另一个地主武装首领张良弼皆骄恣自肆。他们径自任命路府州县长官,征纳军需,擅杀命官,彼此兼并,朝廷皆不能制。李思齐曾与张良弼合计袭击宣慰同知拜帖木儿,杀之而并其军。李思齐又擅杀同签枢密院事郭择善。他们各据地盘:李思齐据凤翔,张良弼据鹿台。察罕帖木儿除分据关中外,势力遍及晋、豫,尤为强大,元廷任其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至正十九年,察罕帖木儿攻克汴梁,进一步成为盘据中原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与据守在大同的孛罗帖木儿之间屡生磨擦,元廷诏以石岭关为界,以北为孛罗帖木儿的驻地,以南则属察罕帖木儿。然两军的争夺从未停止。元廷总的倾向是对出身勋旧的孛罗帖木儿颇予左袒,而对出身低微的察罕帖木儿则心存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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