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腐败引发元朝民不聊生，京师大饥疫横扫

江淮人民起义爆发后，元帝国被拦腰截成两段，运河与海运均告断绝，这就使本来已趋于破产边缘的政府财政陷于无可支撑的绝境。元朝时江浙财富居天下十之七。“承平之时，一岁粮入京师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里一分强，湖广、陕西、辽阳总二分，通计十分也。金入凡三百余锭，银入凡一千余锭，钞本入一千余万锭，丝入凡一百余万斤，棉入凡七万余斤，布帛入凡四十八万余匹，而江浙常居其半。及张士诚有浙西，方国珍有浙东，而京师索然。”[1456]

为了补救粮食的缺乏，至正十二年（1352年），用脱脱的建议，在大都近郊，西起西山，南至河间、保定，北至檀、顺，东迄迁民镇的地区内，开辟稻田，由官府招募江南农人，立法佃种，立分司农司领导，岁入二十万石，号曰“京粮”。又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于河南洼下水泊之地置为屯田八处，掌种植之事。这些措施，其费累巨万，所收则是杯水车薪，不足以纾匮乏于百一。加上中原河北地区，连年蝗旱，田禾尽空，人无以为食，只能捕蝗为粮。大批避兵的人流入大都，更加加重了“京师饥穷，人相食”的惨象。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疫，死者枕藉。张翥所见：“沟中人啖尸，道上母抛儿。城南官掘穴，日见委尸盈。”[1457]大都的十一座城门之外，各挖万人坑掩埋。京郊的破坏尤为严重。至正十九年红巾军北伐，京师戒严。“征调方殷，远迩骚动。时诸将贪暴，师冗无律，数百里内掠人为粮，郡邑率自残毁。”进据涿郡的官军，“民之膏其鼎镬者日以千百计”。翌年四月，又一支叛兵陷城，“剽掠焚荡憯甚，驱以负荷者男女无算，又将割烹之”[1458]。涿州在当时被认为是残毁较少的城市，其他地方的情况之严重，不言自明。(www.xing528.com)

而在宫廷之上，则又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至正十三年，妥懽帖睦尔仍大兴土木，造清宁殿前山子、月宫诸殿宇，复重修穆清阁，并大修佛事，皆所费不赀。他怠于政事，而沉溺于荒淫。宣政院使哈麻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义为大喜乐）。他与所宠幸的秃鲁帖木儿、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祃等十名荒淫的贵族，号为“倚纳”（inag，义为密友心腹）。秃鲁帖木儿亦进西番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又选宫女十六人为天魔舞队，宫女十一人奏乐，以宦者长安迭不花领之，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西僧皆取良家女三四人，谓之供养。妥懽帖睦尔则日与倚纳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1459]。顺帝无所用心，却喜爱机械造作，颇具匠心。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龙身，前有两爪。船行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运水其中，届时则有玉女浮出报时，二金甲人按更自动击钟与钲，无分毫差，“其精巧绝出，人谓之前代所鲜有”。这种新巧的刻意追求，当然影响了他对政务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