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元朝统治阶级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再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了。它的主要表现是：
1.统治阶级的内耗削弱了自己赖以维持的基础。元王朝的社会基础，本来是狭仄和脆弱的。文化水准最高的江南汉族人士被排斥在政权的要路之外。至元中，南士张伯淳受召至大都，“得见，上论事数十条，皆当世急务，辞意剀切。上为动容，听之，命就中书，与执政以次议举行，其一曰罢冗官。方条具其事，而大官贵人已不悦，曰：‘何物远人，欲夺吾官。’使健者候诸涂，要诘之，几不能免，而事已浸罢”[1400]。偏见和歧视终于阻塞了元朝统治者摆脱昏暗与孤立而革旧更新的道路。至元以后，对南士的歧视更加加深。北方汉族士人亦多苦于进身无路。“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指蒙古与色目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1401]伯颜顽固的民族歧视态度无疑更激起广大汉人的极大愤怨。我们从刘基、宋濂等一批文士精英宁愿隐遁，拒不仕元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民族矛盾深刻的程度。
在蒙古、色目贵族中，频发的皇位继承斗争也使最高统治集团本身连续遭到削弱。阿难答与倒剌沙的失败都直接影响到穆斯林教徒，使他们在朝廷上的势力明显减退。燕帖木儿亲属的受株使骁勇的钦察部人也失去显赫的权势。在蒙古贵族内部，由于中央财政竭蹶，“西土诸王，为国藩屏，赐赉虽有常制，而有司牵于文法，遂使恩泽不以时及，有匮乏之忧”[1402]。在漠北的诸王，也由于赐予减少而增加不满。加上他们本身也已日趋腐化，中央已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军事上的有力支持。
2.吏治彻底腐败，民怨沸腾。在封建制度下，吏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讲决定于官吏的素质，同时也取决于法纪的完否与奉行的严弛。元朝从民族特权与防范的基本政策出发，以蒙古人、色目人遍据要津。他们大多不谙汉语，不通文墨，只能靠盖印画押来处理公事。官员素质之低，在至元时就是如此。愈是缺少文化的特权贵族就愈容易彻底腐化。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麦术丁等检核万亿库，以罪监系者多，请付蒙古人领治。有旨：‘蒙古人为利所汩，亦异往日矣！其择可任者使之。’”“为利所汩”，正便是腐化的表征。他们的子弟，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成长，一代比一代骄奢、昏庸。而元朝的各级政权，却主要掌握在这班无知的纨绔子弟手里。加上最高统治者忙于争位，不同的权利集团起伏相寻。法制本身远欠严密，执行更是虚文。因此，到了元朝末年，吏治已是漆黑一团，贪贿横行。叶子奇载：“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1403]至正五年（1345年），元廷遣官分道奉使宣抚，以“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然这些宣抚使本身，“类皆脂韦贪浊”，他们与宪台互相掩蔽，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民间歌谣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说：“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1404]元时惯例：“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人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1405](www.xing528.com)
3.军政衰败。强大的军事镇压机构原是元朝统治者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随着军户因贫困而破产逃亡，军官世袭之家亦日形腐化，使军队也变得虚弱衰败。“承平日久，恃其无用，卒日以惰，将日以钝。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声色是务，朘剥是习，至有不能挽弓者。士卒非老病则幼弱，非影蔽则护代，器仗之颠倒不知，况所谓搏斗击刺之法？其军户消乏，奥鲁官不知存恤，管军官日复侵削，困苦疲弊，无以供军需、应屯戍者，滔滔皆是也。”[1406]这些习于骄奢淫逸的军官世袭子弟，“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1407]拱卫京师的八卫，兵员空剩纸上的虚名，一旦有警，“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1408]。会通河是元廷转运财赋的命脉，然“今贼骑不过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扬州、镇江、建康之地，跨据大江，人民繁会，元初置七万户府，镇以亲王。然“花山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1409]在河南、两淮地区，城郭设备原已摧毁无存。如陵州“乃南北要冲，无城郭”[1410]。加上官军在指挥上失灵无力，行动上颟顸畏缩，当郭火你赤横行时，“枢府请于邳州之北黄堌城屯阿速军士人九百，扼其行路。盗委曲避之，出入乎徐、宿、滕、峄之境。徐、宿则隶归德；滕、峄则隶益都，远者相去六七百里，近者一二百里。每闻盗发，必请命于大府，大府又请命于朝廷，然后出号令，调士卒，盗已劫卤而去，虽乘急传皆后时无及矣。”[1411]这些都明白地显示，元廷所赖以维持的军事镇压机能，已几乎完全丧失。
4.财用枯竭，币制破产。财用拮据，是由来已久的痼疾，政府一直靠加强搜括与滥发钞币来应付一时。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所收，“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虽说辖境有扩大，然倍数之增大亦足骇人听闻。以两浙之盐税为例。至元十五年（1278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1412]由此一例，可见政府暴敛苛征之一斑。而同时之诸项冗费滥耗，如“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1413]造成政府连年入不敷出、赤字大增的原因有五：赏赐、佛事、创置衙门、滥支冒请、续增卫士鹰坊。这都是与贵族寄生特权集团人数越来越庞大、生活越来越腐化直接相联系的。就以怯薛而论，累朝相沿，旧有机构继续保存，新创者不已。定额之外，又有滥增；正费之外，又多滥支冒请。末年在怯薛之外，又另立侍正府，以总近侍。宦官人数从元初不过数人增至千余。苏天爵在一封奏章中曾说：“夫文翰之职既同，何为复列数职？造作所司既一，不应又置数司！掌军政者亦既俱分，奉祭祀者似太重复。至于属官辟吏，员额杂冗，支俸食米，内外繁多。”[1414]无尽的冗费滥耗使政府的财政从成宗以后，每况愈下。至正十年（1350年），脱脱复相，又一次改行钞法，颠倒错乱。“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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