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武宗朝政治大事、诸王勋旧滥肆颁赏忽里台银、拥立政变夺位

武宗即位后的大事，一是按旧例对诸王勋旧滥肆颁赏忽里台银。和林之会，武宗对于附己的亲王勋旧本已进行了例行的封赏；到上都即位时，又下诏：“和林之会，国事方殷，已赐者，其再赐之。”单是这一次赐给皇太后答己金2700两，银129200两，钞10000锭，币帛22280匹；赐给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数亦如之。这就使大德以来本已日形拮据的财政更趋枯竭。他即位才及四月，中书省臣就告急说：“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到第二年的二月，九个月之内，“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相当每年常赋岁钞的两倍余。然而，恩赏、土木、中宝等冗费犹累增无已，政府连年以“廪藏空虚”、“国用不给”，穷于应付。为了弥补赤字，除继续大规模地借支钞本外，又开始向户部支用盐引，随之且预卖盐引。这样，盐法也开始溃坏。

与滥赏、滥耗的同时，还有滥封、滥任。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政变夺得了帝位，武宗又凭借军势迫使爱育黎拔力八达把帝位让予他，彼此妥协的办法是把爱育黎拔力八达立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两家轮流据有帝位。当时，皇太后答己居兴圣宫，皇太子居东宫，各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中心，懿旨、令旨与武宗的圣旨同时颁行，几乎具有相等的效力。按照忽必烈时代的制度：“皇太子官属，省、台参用。”故班朝诸司，爱育黎拔力八达均有权各置一人。皇帝即位之后，潜邸官吏得不次迁转，也是蒙古国大汗的惯例。武宗更是大行封赏。中书宰执增加到十数名，御史大夫四名，枢密院署事者多达三十余人。任官之滥，于此可见一斑。不单此也，马谋沙，角觝也，因屡胜而遥授平章；沙的、火失海牙、铁木儿不花均领优伶之官，亦并受平章；教瓦班，一个西番僧而授翰林承旨；李邦宁，宦竖也，竟得以司徒而兼相。武宗即位才三个月，内降旨与官者八百八十余人，他们都是隔越中书，自择名分，用人选法因此受到严重破坏，使中书也几形同虚设。据至大二年（1309年）正月臣僚所奏：“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元史·武宗纪赞》指其秕政，“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赍太隆而泛赏之恩溥”。这些做法都大大加深了政治的混乱与腐败。

为了挽救日趋崩溃的财政财局，至大二年七月，武宗袭用忽必烈时的故技，第三度设立尚书省，以乞台普济、脱虎脱为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保八为右丞，忙哥铁木儿为左丞，王罴为参知政事，刘楫授尚书左丞、商议尚书省事，以更新庶政，变易钞法。规定“旧事从中书，新政从尚书”。改各地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并诏令以皇太子为尚书令；今后敕牒由尚书省给降，宣命仍委中书。中央行政大权，实际上已全转属于尚书省。这次重设尚书省之议，本早在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新立不久就已有任命，专以“分理财用”，旋因阿沙不花、孛罗铁木儿之反对而中辍。至是，复正式设立。九月，以尚书省条画诏天下。(www.xing528.com)

尚书省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所作的工作首先是改行至大银钞。规定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同白银一两；并铸行铜钱。至大三年至大银钞的印行数为一百四十五万三百六十八锭。中统钞则明令废行。第二是更定税课法。“诸色课程，并系大德十一年考较，定旧额、元增，总为正额，折至元钞作数。自至大三年为始恢办，余止以十分为率，增及三分以上为下酬，五分以上为中酬，七分以上为上酬；增及九分为最，不及三分为殿。”这实际上是鼓励地方官吏，放手增征税钱。其余设制之可考者，如：定江南民“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今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而军之”。增盐价每引为至大银钞四两。拘收所有赐田及官吏禄田还官，定流官封赠等第，等等。其中心主要是图缓解财政问题。

至大三年，张养浩在一封上时政书里，尖锐地指出：“近年以来，稽厥庙谟，无一不与世祖异者。世祖之时，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禄米以夺之。世祖时江南无质子，今乃入泉谷以诱之。世祖时用人必循格，今乃破宪法以爵之。世祖时守令三载一迁，今则限九年以困之。世祖时楮币有常数，今则随所费而造之。世祖时台省各异选，今则侵其官而代之。世祖时墨敕在所禁，今则开幸门以纳之。世祖时课额未尝添，今则设苛政以括之。世祖时言事者无罪，今则务锻炼以杀之。”他还列举了时政的十大秕谬：（1）赏赐太侈；（2）刑禁太疏；（3）名爵太轻；（4）台纲太弱；（5）土木太盛；（6）号令太浮；（7）幸门太多；（8）风俗太靡；（9）异端太横；（10）取相之术太宽。这都说明：当时的政治，已全面脱出至元时期的轨道，导向于衰败与黑暗。武宗本人，“惟麯糵是沉，姬嫔是好。”他的政权班子主要是一批骁勇的蒙古、色目将军及世臣子弟，政治与汉文化的修养普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