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阔阔真指使，建立铁穆耳为皇太子

为了酬谢在选汗斗争中的支持者和安抚反对者，铁穆耳（成宗）即位之后，大行赏赐。所有诸王、驸马，照依往年大会的成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原来江南地区分土之赐，只验其版籍，每户出钞五百文，准中原五户丝数，成宗亦因五百文而增为二贯，支付予诸投下。此外，又以各种名义，滥赐金银、钞币和粮食、丝帛。登位才两个月，中书省便有“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之请。为了弥补亏空，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充用。到元贞二年（1296年）二月，中书省复以“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为请。然乞请滥赐之风，始终得不到控制。据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右丞相完泽的报告：当时国家“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翌年正月，中书省臣在报告中又说：“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除去借支钞本一法之外，又滥发交钞。成宗在位的十三年间（1295—1307年），共印行至元钞九百九十余万锭，其总额较忽必烈统治期犹超出十余万锭。这样做的结果，虽暂时弥补了财政的赤字，然同时也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导致至元钞猛烈贬值。此外，元廷又采取了始征浙东、福建、湖广等江南地区的夏税、增盐价钞一引为六十五贯（至元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等措施，以加强搜括，增多收入，但始终是入不敷出。

《元史》称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他一即位，立即下诏停止了对安南的侵略准备，对科差进行了改革。相继任命完泽与哈剌哈孙为丞相，“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钜万，以颁赐百姓。”在大都兴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选近臣子弟入学；又集群臣议祀南郊，为一代定制；并制定官吏赃罪十二章，以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献户及山泽之利。明诏中外崇奉孔子，特别指示把一批汉人年高望重的文士王恽、阎复、赵与、耶律有尚等安置在翰林、集贤，优加奉养。这都是采行汉法与振兴文治的积极表现与进步。但是，在实质上，消极保守因素却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据《元史·宰相表》：元贞元年（1295年）宰执十三人，分别为：

右丞相：完泽（蒙古人）

平章政事：赛典赤（色目人）

帖可（色目人）

剌真（色目人）

麦术督丁（色目人）

不忽木（色目人）

右丞：何荣祖（汉人）(www.xing528.com)

阿里（色目人）

张九思（汉人）

左丞：梁暗都剌（即梁德珪，汉人）

杨炎龙（汉人）

参知政事：阿老瓦丁（色目人）

何玮（汉人）

从这以后，色目、汉、南三个等级在宰执分配上的格局大体就是依据这个标准固定下来。南人被完全排除在中央诸机构负责职位之外，汉人极少能跻位平章政事，而色目人的地位则愈趋重要。上引之平章赛典赤即赛典赤瞻思丁之孙伯颜。他在阔阔真的指使下，向忽必烈建策立铁穆耳为皇太子，大得忽必烈的欢心，由河南江北行省平章调任中书平章政事之首位，称首平章，赐名赛典赤。接着，其弟伯颜察而又被任为参议中书省事。当伯颜以兄弟宜嫌避请辞时，成宗说：“兄平章于上，弟参议于下，何所嫌也。”在这一批色目权贵的把持下，穆斯林教徒的势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继任为安西王、出镇在京兆的阿难答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他还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1348]阿难答外引信奉伊斯兰教的伊利汗国君主合赞为宗教上的奥援，同时内结朝廷上的色目权贵，开始形成为一个觊觎大位的特殊势力。

成宗本人是一个酒徒。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他在接见六部官长时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可知他很早就懈怠于政务。中期以后，“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之宰臣”。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1349]。伯颜等宠臣，“固位日久，党与众盛，所任之人，徇情弄法，纲纪渐坏”[1350]。近侍借势弄权乱政，他们“自内传旨，除授赏罚，皆无文记”。据中书省在大德十年二月所奏：“近侍传旨以文记至省者，凡一百五十余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进者实多。”在官场中，贪污已成风气。负责海运的都漕运万户张清、朱瑄“漕江南米涉海入京师，至则遍赂诸用事人”[1351]。案发，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都因受贿，遭到革职的处分；然在一年半之后，大多又官复原职。大德七年三月，朝廷曾派遣奉使宣抚巡行江南江北、燕南山东、河东陕西、两浙江东、江南湖广、江西福建、山北辽东诸道，至十二月，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没收赃款四万余锭。喇嘛僧徒贵幸无比，并且插手政治，一些重囚要犯，往往可以勾结喇嘛僧，以“秃鲁麻”（即修佛事，请释罪人祈福）的名义无罪释放。这些都说明，在“守成”的背后，吏治已日趋于腐败与黑暗。加以从大德元年以来，连续六年，“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民间乏食”。大德七年平阳大地震，平阳、太原地区，“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三年之间，余震不息。天灾的巨大破坏，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政府穷于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