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之婚姻仪制，据至元八年（1271年）《圣旨条画》：“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1328]大德八年（1304年）诏书重申：“蒙古、色目人各依本俗。”终元之世，习沿不改。顺帝至元十五年（1355年）正月，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中书平章阔阔歹死，其子拜马朵儿赤悦父侧室高丽氏美色，高丽氏誓弗贰适。拜马朵儿赤乃贿通伯颜，奏请顺帝降旨，“命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1329]。杭州荐桥侧首，有回回人聚居，逮至元末，“娶妇，其昏礼绝与中国殊”[1330]。足证蒙古、色目人之婚姻习俗，一直并未受内地礼法的影响而有所改变。相反的，我们看到，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1331]可想见风气所染，非蒙古人亦多有效尤者。在各民族之间，蒙古人习俗多蓄妻妾，他们中娶取汉人妇女为妻，特别是为妾者屡见不鲜。汉人男子娶蒙古妇女为妻者，总的说来当是少数。[1332]汉人与色目人之间，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娶汉妇者为例亦不鲜，回女嫁汉者则视同稀闻。[1333]孔齐谓：“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异俗之类。尝曰：娶他人之女尚不可，岂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盖异类非人姓所能度之，彼贵盛则薄此，必别娶本类以凌辱吾辈之女；贫贱则来相依，有乞觅无厌之患。金陵王起岩，最无远识，以女事录事司达鲁花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犹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类者颇多，不能尽载。则我赵子威先生，如此显仕，有力量远识，一时为所误，尚使其女怀终身之恨。世俗所谓‘非我同类，其心必异’，果信然也。可不谨哉。”[1334]在四等级划分中，汉人、南人低于蒙古、色目。汉人中慕势攀援，以妻女姊妹事权贵以求荣利者，为类“颇多”，自不可免。然既存在民族矛盾，则持“非我同类”，誓不通婚者，亦情理之常。否认哪一方面，恐怕都不符合事实。
唐以前，婚姻尚门阀；至元代则论钱财。大德八年诏书中说：“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朝廷特颁圣旨条画：“其民间聘财，命中书省从宜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愿减者听。”上户：金一两，银伍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下户：银三两，彩缎二表里，杂用绢十五匹。[1335]如此沉重的彩礼，还加上婚礼宴会等耗费，决非贫苦之人所能负担。故当时流行入赘之风。招召养老女婿聘财减半，出舍年限女婿则不过三分之二。政府规定：“但为婚姻，须立婚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1336](www.xing528.com)
在父家长制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较男子低下的。宋、元以降，中国妇女的地位更呈每况愈下之势。儒家伦理中，所谓“三纲”之一即夫为妻纲。妻子的身份是由其丈夫来决定的。譬如：良奴的界限本来是很严格的。然“诸良家女愿与人奴为婚者，即为奴婢”[1337]。相反，“诸奴有女，已许嫁为良人妻，即为良人”[1338]。妻杀夫被视为十恶大罪中的恶逆。夫杀妻，虽有“诸因夫妻反目，辄药杀其妻者，与故杀常人同”。然又有“诸妻悖慢其舅姑，其夫殴之致死者，杖七十七”。“诸夫卧疾，妻不侍汤药，又诟詈其舅姑，以伤其夫之心，夫殴之，邂逅致死者，不坐。”[1339]大可为丈夫杀妻进行开脱。“凡夫有罪，非恶逆重事，妻得相容隐，而辄告讦其夫者，笞四十七。”[1340]从宋儒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教后，夫亡守节逐渐成为妇道的天经地义。至元八年《圣旨条画》规定：“妇人夫亡，服阕守志并欲归宗者，听，其舅姑不得一面改嫁。”迨至大德八年，遂有妇人守节，“若志节卓异，无可养赡，官为给粮存恤”以资旌奖。[1341]其后政府旌表节妇之事，屡见于史。这当然是和元行科举，程朱理学公开受到政府推崇直接相联系的。元修《宋史》，首创所谓《列女传》。贞节已日渐成为摧残与虐杀妇女的封建枷锁，下至明、清而更益沉重。妇女缠足的风俗，从五代时开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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