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祖训郑氏规范：孝义典范、家庭文化、家族信仰

元代每家的人口数，按《元史·地理志》“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计之，每户平均4.45人。腹里地区，除怀庆、卫辉、济宁、曹州、德州、般阳等数处外，大多数地区，每户人口的平均数都远低于这个总平均数。北方主要从丁科差，隐匿丁口的现象当是很普遍的。关中、河南、两淮和辽东的每户平均数多普遍高出，延安甚至每户平均14.4人，我们很难对此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至于江南地区，每户平均基本上是五口。湖广偏远山区则一般偏低。当然，《地理志》的人户数字来自旧额相沿的官牍，其准确性是尽可怀疑的，我们引用它只是仅供参考而已。

在文献中，我们还看到极少数累世同居的大家庭，被官府旌表为孝义的典范。最著名的如浦阳郑氏，余阙誉之为“浙东第一家”。“世居县东二十五里，乡名感德，里曰仁义。其远祖冲素处士绮，自宋建炎初至今（元末明初），同居已十世，历二百六十余年，宋诗书礼乐之教弗坠。”[1318]“有司为请于中书而旌表之，号曰义门。”[1319]这实际上已是一个繁衍八世的小宗族，逮至明初，人口高达三千。据其所订《郑氏规范》，这个庞大的家族设有祠堂，祭祀仪式，“并遵文公家礼”。拨田一百五十亩，别蓄其租，专充祭祀之费。总领这一家族的是家长，家长似乎是根据声望和能力来选择的，故家长不必是大宗嫡长。“宗子上奉祖考，下一宗族，家长当极力教养。若其不肖，当遵横渠张子之说，择次贤者易之。”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分设典事二人，以助家长行事；监视一人，纠正一家之是非；主记一人，以会货泉谷粟出纳之数；又选老成有知宪者协助家长应付赋税，计会财息，增拓产业。掌新事者二人，所掌收放钱息之类；掌旧事者二人，掌冠婚丧祭及饮食之类，皆每年轮充。又有羞服长一人专掌男女衣资之事；掌膳二人以供家众膳食之事。二人收掌钱货，二人主管营运，一人专掌畜收树艺。还设有知宾二人负责接待。家人不得私置产业，“一钱尺帛无敢私”。“各房用度杂物，公堂总买而均给之。”全部《规范》多达164条，详细地规定了其组织与全体成员立身行事的准则，其苛繁之程度，实难枚举。[1320]据孔齐所记，家规中还有这样的规定：“仆人无故不入中门，亦不可与媵妾亲授，既立一转轮盘供送器物，又立一灶于其侧，外则注水而爨，内则汲汤而。子孙守之，勿轻改易。”[1321]元朝政府对这些累世同居之家都特予旌表，以提倡孝义。“旧制：其旌表有听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桶，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树槐柳十有五步。今则唯存乌头二柱，大书其人姓名。”[1322]其制度已远较前时简易。其实，这一类数世同堂的大家庭只是封建礼法矫情的捏合，在社会上，它既是极少数，[1323]也是终究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在普通的家庭中，基本上保持父母在、不析居的风气。政府也把亲在分居悬为禁律。至元十一年（1274年），“中书省、御史台呈：切闻为人子者，养亲当致其乐，不敬其亲谓之悖礼。伏见随路居民，有父母在堂，兄弟往往异居者。分居之际，置父母另处一室，其兄弟诸人分供日用。父母年高，自行拾薪、取水，执爨为食。或一日所供不至，使之诣门求索。或分定日数，令父母巡门就食。日数才满，父母自出，其男与妇亦不恳留。循习既久，遂成风俗，甚非国家所以孝治之意。今后禁约：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著为定式。如此，庶使人子竭养亲之心，父母享终身之乐。都省准拟。”[1324]其实，政府这样做，除去礼教风化的考虑外，也同样存有经济上的实利。至元八年（1271）的户令中对析居户就明确规定：“军、站、急递铺、驾船、漏籍、铁冶户，户下人口析居者，揭照各籍相同，止令依旧同户当役；如无者，收系当差。”“民、匠、打捕鹰房诸色附籍漏籍人等，户下人口析居者，依例收系当差。”[1325]财产的分析直接对户等的划分带来影响，而导致赋税差役的征取。因此，政府对此是极为关注的。故在唐律中就有“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分另别籍”之令。然自金以来，“旧例女真人其祖父母、父母在日，支析及令子孙别籍者听；又条：汉人不得令子孙别籍，其支析财产者听”。元循之，故有“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的规定。[1326]这就实际上为大家庭的支析敞通了大门。(www.xing528.com)

财产的继承在元代已严格限于儿子。虽嫡、庶不同，皆取均分，长子的特权已不明显。至元三十一年礼部在给都省的报告中提到，对遗产的继承：“检会旧例，诸应争田产及财物者，妻之子各四分，妾之子各三分，奸良人及幸婢子各一分。”另一份文件也提到：“据父祖置到产业家财，与兄王福依例均分。”[1327]《事林广记》卷8《传家远虑》中，亦强调分财均给，不可轻重。诸子均分财物是后期封建社会继承制度上的特点，是促成贫富升沉加速的一大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