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宗族制度的发展和重建

宗族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其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密切相联系，对维护和稳定统治秩序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基础力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宗族制度的发展，以晚唐五代为分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里，经过两汉以来的成长发展，到了魏晋时期，以门阀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发展到了顶峰。赵翼谓：“六朝最重氏族。盖自魏以来，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宏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齐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繖。《梁武帝纪》：旧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后门以通立始试吏。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琨曰：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1298]甲族盛门之视后门卑族，“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彼此不通婚姻，所谓“士庶区别，国之常也”。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簿，向宋孝武帝乞作士大夫。帝答以自己无能为力，当亲诣江南望族的江敩、谢瀹求之。结果，纪碰一鼻子灰，丧气而回，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为了明辨身份，当时极重谱谍。有司选举必稽谱谍，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北魏入据中原，把原来的氏姓习惯移注中国，此俗便在中国大行。（相艺：《谈苑》）当时社会上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分。“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抵，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譔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世族；此外悉为庶族，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1299]中唐以后，门阀制度日趋崩溃，庶族地主势力上升。

和世族门阀不同，庶族地主主要是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然后取得财富与社会势力的。他们的后裔，基本上已无权世袭官位（恩荫与世袭本质上是不同的），所拥有的财富也将因分析或消耗而破落，社会地位也因而沦落。政府对人身的控制已经削弱，人口的流动比较自由。两税法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就是上述社会变化在唐统治者财赋政策上的反映。北宋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组织等方面全面进行探索与改革，以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宗族制度上，经过范仲淹创行义庄、以赡族属[1300]和欧阳修修宗谱、重兴谱谍之学，一套适应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宗法制度逐渐形成。但是这一套制度必须以宗族聚居而且相传以世为前提。而这两个前提在金、元两代，北方由于女真与蒙古的两次入侵，长期战乱而遭到破坏。因此，在元代，北南两方的情况又有颇大的差异。

在北方，连绵的战乱迫使许多人弃家逃亡，几经迁徙，遂至于族众星散，谱谍沦失。德州平原王汜，金将亡，士族奔播南徙，有子全，甫七岁，“随从母走亳州，稍长，婿田氏，由须城、郓城三徙，后占籍汶上”，“遗谍旧事不复省”。其后裔始因王毅显宦，王汜得追封郡公，遂与留平原之四房合谱系族，“俾五世之本支，横列旁附。”[1301]张祥，燕之大族，“贞祐来，兵革相寻，独府君逃难脱死。每言避兵本末，辄吁叹涕泗，且曰：‘吾谱谍亡缺，使果得仕，吾安能为祖父荣显耶。’”[1302]这类的事例无疑多不胜数，故袁桷云：“金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僵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一者有焉。”[1303]“金亡，大姓散走，谱谍冢墓轶塞，率高曾莫能考名字。”[1304]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北方的宗族组织已统统受摧毁而不复存在。开封张氏，在金末战乱中，“世族故家，磨灭几尽，而张氏邱垅之藏，谱谍之载，金石之刻，犹宛然岿然”[1305]。不过，这样的例子是比较少的。在元代一些宗族进行重建的事例，如前引平原王氏者，当亦非仅有。但是在多次战乱中，北方宗族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是可以肯定的。(www.xing528.com)

在南方，则是较长时期处于相对的安定。会稽唐氏，“为东南闻族，谱谍丝牵绳联，数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业合居，一门之中，隐然成小都聚”[1306]。永丰刘氏，其所居之处，“时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盗贼所不入焉。人无甚富，亦无甚贫，吾刘氏族居已三百有十二年矣！环吾里数百家，无异姓。良田数百顷，未尝去刘氏。冠昏丧祭必以礼，共给公上必以时，无金玉狗马之殃，无高爵厚禄之祸。各食其力，各守其常。”[1307]青田陆氏，以陆九渊而闻名，“家益蕃炽，几五百房。”[1308]宗法制度在这种比较稳定的聚族而居的地区，很自然地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构成这一套宗族制度的基本环节是族谱、祠堂和族产。族谱之作，“所以别宗支、叙昭穆、定长幼、辨亲疏也”。“将以重伦纪、厚风俗，使其子孙知源委之所自”[1309]，即辨血统的由来与亲疏上下。欧阳修曾慨乎而言：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则无以别于禽兽。他“采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略依其上下旁行，作为谱图。”[1310]他与苏洵在族谱上的创作广泛被后来人所遵行。“凡为图谱之法，亲者宜详，疏者宜略。为子孙者各详其亲，则其所略者自可互见。”[1311]当时在江南地区，修谱谍已成为风气。“江南内附，多不烦干戈。承平既久，冠盖之族，幸遭明时，涵濡深仁，往往治其家谱。”[1312]祠堂是会聚宗族、奉祀祖先的场所，因而也是维系宗族的中心。《陔余丛考》称：“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卷33《祠堂》）它一般皆据朱熹所定制度：“祀先祖之仪，以立春生物之始，陈器具馔，而行三献礼，月旦十五日之序参，族人散处乎东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无小无大，咸拜于祠下，复会拜别室以叙长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续书之于谱图而后退。若夫朝夕汛扫启闭之职，择谨愿者为之主守。”[1313]族产是供给有关宗族活动与优恤族众的固定财源。置祭田以供祭祀，通过祭祀以纪念共同的祖先与维系族众，达到绳武敦亲的目的。义田以周给族众。汤氏义田二百亩，“岁可得谷四百石，择族人廉谨而有干局者，俾任其出纳。月给人五斗，有丧者二石，葬则半之。产子者一石，再有子则倍之。子始入学予钱三十缗。嫁女如入学之数，娶妇则减三之一。年七十者每岁帛一匹。能自业者弗预，不知检饬而有子弟之过者罢之”[1314]。义塾以课族中子弟。田产的来源皆由族中豪富仕宦者所捐予。崔敬所云：“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1315]说明其风气之普遍。所有的宗族活动“追远则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则有族谱，有聚拜”[1316]，都以祠堂为中心，族田为经济基础。族谱、宗祠与祠产三者是构成后期封建社会宗族制度的实体，由此而派生出族规、族长和族权，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封建绳索，束缚人民，起到了封建政权所无法起的维系与镇压作用。余阙记山西杨黄许氏，其族数十家。虽无祠堂之建，“每岁时上冢，族人各具酒馔，群至墓下，推长者一人主祀，以次奠荐。既竣，长者坐，少者以序罗拜之。然后皆坐，相与行献酬之礼。子弟有为小不善者，则长者进而诸让之。众皆进曰：长者言然，请改是乃已。至于再，至于三，而终不能改也，则众相与摈绌之，不与同祭祀。”[1317]这是有关族权的一个事例。愈是南方宗族制度强大的地区，族权也就更大，这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