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入主中原，带来了原始的奴隶制度。金代之女真贵族及猛安谋克人户均据有大批奴隶。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的统计：猛安202，谋克1878，计户615624，口6158636。内正口4812669，奴婢口1345967。在都宗室将军司户107，口28790。内正口982，奴婢口27808。奴婢亦称驱口、驱奴。[1268]在金的后期，由于内地封建制的影响，驱奴的情况，固亦有所变化。但总的看，较之北宋时期，北中国地区在这方面，又经历了明显的倒退。
随着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北中国的奴隶制因素，再一次趋于盛行。蒙古诸王、贵族、军将在战争中大肆俘掠人口。凡军前所俘人口，便是他所有的私属即奴隶。1234年窝阔台签籍中原户口，规定：“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答奚罪戾。”[1269]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复“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1270]。以后，经过蒙哥及忽必烈的数次整顿，到至元八年（1271年）户例公布，户籍制度趋于完备，驱奴的分划与法律地位也有了明确的规定。
元代的驱奴是当时社会上身份低于良人一等的、人数相当庞大的社会最低阶层。他们是主人的私产，与钱物同，在市场上可以公开投契买卖。在户籍上附入主家，故有口而无籍。因为奴是主家的私属，良民是国家的编氓，抑良为奴将亏损国课，故政府严厉禁止以迫勒或货卖方式抑良人为奴婢。法律规定：“诸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略卖一人杖一百七，流远。二人以上，处死。”“诸守宰辄取部民男女为奴婢者杖七十七，期年后降二等杂职叙。”“诸妄认良人为奴，非理残虐者，杖八十七，有官者罢之。”当然，由于吏治黑暗，这些规定大多流为具文。另一方面，政府又严格区分良奴界限和强调主奴名分。奴婢只是在主家发给放良文书之后，才可以脱离奴籍，列入良民。奴在主人及其直属亲属面前，被视同卑幼。法律规定：“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奴婢告其主者处死。”“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这就完全剥夺了奴婢向官府告发主人的权利。“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与私宰牛马杖一百相比，奴婢的地位还不如牛马。相反，“诸奴杀伤本主者处死”。“诸奴诟詈其主不逊者，杖一百七，居役一年，役满日归其主。”“诸奴故杀其主者凌迟处死。”“诸主奸奴妻者不坐。”而“诸奴收主妻者以奸论，强收主女者处死。”“诸奴奸主妻者处死。”“诸奴奸主女者处死。”主奴之间在法律上其地位是相去天渊的。奴婢的婚配完全由主家掌握。“阿台驱户杨仲椿，不曾由问本使，将女金蝉许与朱得林男长寿马为妻，受讫羊酒。都省议得：杨仲椿既是阿台驱户，合令朱得林由阿台许聘，依理下财成亲。”[1271]“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1272]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诸奴之女既已许嫁良人为妻，她也便可从此成为良人。“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少有过犯，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②入元以来，“奴有罪者，主得专杀”的习惯虽有所限制，然主家往往“私置铁枷钉项禁锢及擅刺其面”，对于逃奴，“辄刺面劓鼻，非理残苦”。
对于主人以外的一般良人，驱奴的地位也低下一等。“诸良人以斗殴杀人奴，杖一百，征烧埋银五十两。”[1273]“诸良人戏杀他人奴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这与地主殴死佃客的科罚相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良人、佃户与雇工、驱奴三个等级的法律地位是明显的。佃户、雇工只是在受雇与承佃期间对本主存在有法律与习惯法上的主佃、主雇关系。驱奴的地位则更下一等，他们终身累代隶属于本使，而且对主家以外的良人也低下一等，命运是十分悲惨的。
奴婢所生子女永为奴婢，称“家生奴”、“家生孩儿”，蒙古语称“怯怜口”（Kerin）。政府设有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怯怜口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等进行管理，从事匠作、打捕鹰猎、侍御等工作。“婢之婢世谓之重台”[1274]，亦称为“重驱”。至元八年（1271年）《户例》规定：“若驱口宅外另居，自行置到重驱，元置人出放为良者，并从为良，本主底使长不得争理。”
元代的驱奴，除了蒙古初年战争所掠者的子孙之外，其补充的来源大致有六：
一是在伐南宋与其后镇压人民反抗斗争时的俘虏。阿里海牙在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1275]。“江南新附，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雷膺为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令还为民者以数千计。[1276]黄华起义，“征内地戍兵进讨，未能平贼，多奴良民以归”[1277]。其中为江浙按察使何玮所还者即达三千余。[1278]这种做法，仍然是早期蒙古军所惯行的凡军前所掳即为私属的继续。
二是利用权势，甚至赤裸裸的暴力攘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都元帅塔海，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1279]，《元史·张础传》所记之宣慰使失里、《袁裕传》所记之南京总管刘克兴，都依势掳掠良民。攘劫幼童，贩为奴婢也是经常发生的事。“间岁京师编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为奸民所攘匿，或女胁为婢，子压为奴。不然则载之遐徼殊域，若辽海，若朔漠，易羊马牛驼以规赢入。幸而败者常少；不幸而转市互鬻，使其昆弟父子妻女生死不闻者，比比有焉。”江西泰和人佟锁住，七岁时便为过骑所掠，贩至漠北为奴。[1280]
三是贩卖。政府虽然禁止公开买卖人口[1281]；略卖良人为奴亦有明禁，但事实上却无法禁绝。被饥寒所迫，走投无路的贫民，也只有自投火坑这一条出路。在漠北，“中州良家子女被卖于边者众”[1282]。而蒙古诸部，也因天灾人祸，“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1283]。孔齐记浙中风俗，“乙酉年（至正五年，1345年）后，北方饥，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乡中置者颇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又“至正甲午年（1354年），乡中多置淮妇作婢，贪其价廉也。”[1284](www.xing528.com)
四是典雇。它包含有典质与佣雇两方面的内容，通过它以变相的形式，把被典雇者降为事实上的、甚至是名副其实的驱口。王恽在一份事状中描述：“在都贫难小民，或因事故，往往于有力之家典身为隶。如长春一宫，约三十余人，元约已满，无可偿主。致有父子夫妇出限数年，身执贱役，不能出离。又有亲生男女，诡名典嫁，其实货卖。”[1285]当时典妻之风甚盛。“吴越之风，典雇妻子，成俗已久。”“江淮薄俗，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如同夫妇。”[1286]“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1287]政府规定：“诸以子女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这给典雇仍敞开了合法之门。事实上，被陷于典雇之人，到期通常是无可偿付，他们因此也便永沦于驱奴的境地，无力自拔。某些佣雇者也往往在多方的胁迫下，转卖而成了奴婢。大德八年（1304年），江南饥，有潘某者，自佣于回鹘；复被转鬻于辽东。[1288]便是由佣而沦为奴的例子。
五是过房乞养，即以养子过房为名，收养奴婢，也有以聘娶为名，行收奴之实的。当时，多有江南人鬻于北方，名为养子，实则为奴。[1289]郑介夫说：“南北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驱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父子夫妇，纲常之大者。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虽有抑良买休之条例，而转买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实为驱口；受财者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1290]政府对于将乞养过房的男女，转卖为驱者，累有禁令，说明此风在元代始终不曾停止。
六是断罪收籍，罪人的妻女多因此陷身奴籍。
抑良为驱的渠道繁多，正说明当时社会蓄奴之风的盛行。驱奴广泛地使用于家内侍御、农作、手工业、商贩等各个领域。甚至草原上的牧奴，亦多由内地转鬻者。前引张养浩所记之江西佟锁住，为过骑所掠，辗转被贩至漠北草原。“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袭，羊二千余头，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者、伤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汝挞。距刍地二十里，每出必负糇，约他牧者皆行，不然则迷不能返。羊合万余，他畜称是。”“同牧者十数辈，皆中国良家子，为奸民所贩至此。”驱奴不但用来代替劳役，也用来为军。“蒙古、汉军多非正身，半以驱奴代。”[1291]甚至用来代替主家服刑偿命。《元史·虞集传》：“有富民杀人，使隶己者坐之。”袁桷记：“海盐多豪民，杀人，率遣奴偿死。”[1292]他们所受到的完全是非人的待遇。
驱奴反抗的主要方式是逃亡。元律规定：“诸奴婢背主在逃，杖七十七”，并付还原主。诱引窝藏及知而不首者皆有罪罚。不堪奴役的奴婢往往伙同“逃匿寺观，为道为僧，或于局院佣工，或为客旅负贩。纵有败获，鼓众夺去。”“他每的使长就依着赶上呵，迎敌著去了的有。”[1293]在元末人民大起义中，驱奴积极参加了暴力反抗。出现了“苍头弑主”、“奴仆同升”的局面。“丧乱十五六年间，冠履颠倒，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仆而害主翁者，滔滔皆是。”[1294]
应该指出：蒙古早期的奴隶制因素，随着蒙古贵族作为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其影响曾广泛影响于汉地生产关系的所有领域，使封建制度本已臻于高度发展的汉地社会出现某些逆转和倒退，这是必然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蒙古的奴隶制因素，在进入汉地之后，由于成熟的封建因素的影响，其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其总的趋势则是不断减弱。譬如：在蒙古国时期，一部分安置在内地的畸零无局分人匠，已改采“自备物料造作生活，于各投下送纳或纳钱物之人”。以及“每年自备物料或本投下五户丝内关支物料，造作诸物赴各投下送纳者。”他们的奴隶制束缚显比集中置局的匠奴要松弛得多。阿里海牙灭南宋时所收的“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赋”[1295]。他们的状况，已颇类于农奴。“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乱，被掠为人奴，岁纳丁粟以免作。”[1296]更是明显地已接近农奴性质。当我们在研究元代的驱奴制度时，看不到这一方面的发展变化也是不妥当的。
与逃奴关系密切的还有所谓“阑遗奴婢”或“孛兰奚奴婢”。“阑遗”义为遗失，早见于唐律。至于“孛兰奚”，当是与“阑遗”词义相当的蒙古语。在游牧草原上，人畜迷失的情况常有发生。因此，蒙古国时，就有专掌迷失人畜，以供认领的官员孛兰奚赤。无主认领者即收归官有，其中包括孛兰奚人口、孛兰奚头匹、孛兰奚钱帛及孛兰奚奴婢。这种制度在元代仍然保存。与中央宣徽院下设有阑遗监，掌孛兰奚人口、头匹诸物。地方则由随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提调。所得阑遗人畜，除有主识认付还者外，即归政府，分付充打捕鹰坊、屯田、淘金人户。这种阑遗人口（孛兰奚人口）大多当是逃奴。他们在逃离主家后，自然要极力隐瞒其驱奴身份与原主的籍贯，而甘心于让政府以阑遗人口收养。这在当时也许就是公开的秘密。因此，阑遗人口都被拨充打捕等依附性很强的户计，与官奴婢在实际经济地位上并无区别。然而他们究竟在名分上已不是奴婢，他们可以由本监分拨匹配，充当差役；等到年老残疾，不堪应役后，便由有司发给文引，纵而遣之，任便住坐为良。这与官奴婢世为贱民是有区别的。[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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