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元廷诏书里说：“蛮子百姓每，不似汉儿百姓每，富户每有田地，其余他百姓每无田地，种着富户每的田地，养和喉嗉系，更纳租税有。”江浙省臣亦谓：“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南北方农民地位的差异。南方租佃制盛行，多无地少地的佃农；北方相对说地广人稀，自耕农在数目上仍占优势。
自耕农是政府差发杂役的主要承担者。经过从蒙古国以来的军、站户签发以及投下贵族擅招影占的结果，近上、甚至中等的人户皆被签充军、站户和成为受庇于权豪的投拜户，所余下的民户都是贫下的农民。他们除本身原应有的负担外，还必须分担那些被签军站户所闪卸下来的差役。[1230]在当时北方赋役主要以户、丁为征调对象的情况下，“兼并之家与畸零之户均当周岁之役”，越是富有就越不感到负担，而越是贫困者则越感到不胜沉重。王恽《田家谣》描写：“我本耘田客，挨排为主户。岁无儋石储，日有箕敛聚。刻肌医却眼前疮，肉至无剜疮愈腐。支持非一朝，窘至空捶楚。东邻匠色日优游，西里征家厌温饫。平时皞皞等王民，一苦一甘邃如许。两淮悠悠田四开，差徭不及无天灾。比之老稚转沟壑，一饱而死犹春台。”[1231]一般经常性的差徭之外，筑城、开河、运输等浩大的工程也都临时征发民户来担任。譬如：至元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余人筑大都宫城。至元十八年发济南傍近十路民五万浚胶莱运河。王恽的《录役者语》诗组，显然是为被征发来城大都的河南役夫而作的。其一云：“十人供役二三回，困似车轮半道摧。眼底去留生死隔，争如先作陌头灰。”其二有注云：“或云河南役夫既罢归，九者皆殁，其一负众骨而西渡芦沟……前次范阳，亦病死。”[1232]他们的悲惨处境，显然是远超过军、站、匠等户类的。
农民被编制在社的组织里，受到严密的监视与控制。“或不务本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分，或费用无节，或元贫暴富，或安下生人，或交结游惰”，都受到社长的监督。政府又规定：“诸经商或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诸关厢店户，居停客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诸王投下的属部与分封人户，控制则更加严格。草原的部民逃亡转徙者皆有厉禁。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十二月，“诸王合而班答部民溃散，诏谕所在敢匿者罪之”。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六月，“汰净州北地流民，其隶四宿卫及诸王驸马者给资粮遣还各部。”泰定帝元年（1324年）三月，“给蒙古流民粮、钞、遣还所部，敕擅徙者斩，藏匿者杖之”。同年七月，“赈蒙古流民，给钞二十九万锭，遣还。仍禁毋擅离所部，违者斩”。对汉地的封户，也同样以私属看待。真定人张础，事忽必烈于藩邸。因为真定是阿里不哥承袭的封地，所以，他遣人向忽必烈索还张础，说：“张础，我分地中人也，当以还我。”元朝建立以后，五户丝制贯彻执行，封户始终具有政府编民与投下私属的双重性质。投下领主当然是不放弃其控制权而损害自己的利益的。
在南方，租佃制盛行，佃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当高。如果说：北方的自耕农苦于役，则南方的佃农苦于租。私租一般都是在亩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愈是那些经过佃农精心耕作而亩产高的肥沃地、水地，地租额也愈高。熊禾说：“南北风气虽殊，大抵农户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1233]“窭人无田，艺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东阳多宋贵臣族，民艺其田者……入粟半。”[1234]“涂田租谷，每岁与佃户两平抽分。”[1235]我们所见到的最高数是每亩单是租米便达三石二斗。为了存恤这些贫困的佃农，元朝政府曾直接对私租进行干预。至元二十年有诏：“合该租税，十分中减二分。所减米粮，御地主却于佃户处依数除豁，无得收要。”至元二十二年明令地主减租：“江南有土地之家，召募佃客，所取租课，重于公税数倍，以致贫民缺食者甚众。今拟将田主所取佃客租课，以十分为率，减免二分。”成宗即位，减免天下税粮三分，依至元二十年体例，“佃户每的三分也不要交”。大德八年（1304年），进一步规定：私租“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1236]。但实际的效果却很难于估计，恐怕只是一纸具文而已。夺佃是地主提高地租，增重剥削的普遍方式。这便大大限制了佃户对土地投资，精耕细作，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租米之外，春麦的收获，在南宋初本“独归客户”，其后，地主已普遍征租。有的地方，在私租之外，“复亩征其丝”。至于鸡豕鱼藕等奉献，无偿力役的征用，都是农村中习以为常的惯例。
由于江南的赋役主要从地而征，“无田地人户，是甚差发不当”。政府一般通过地主来对佃户进行控制。佃户对地主保持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至元十九年的一份文件中说：“切见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又峡州路“管下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间有略畏公法者，将些小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外，另行私立文约。”“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御史台臣认为：“前项事理，即系亡宋弊政，至今未能改革。南北王民，岂有主户将佃户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至如男女婚嫁，不由父母，惟听主户可否。腹里并无如此体例”。[1237]因此责行地方官府予以禁止。大德六年，另一份文件中也提到：“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雇，或佃他（地）作客过日，即非客户买致驱奴。亡宋以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1238]高利贷是地主克剥佃农的另一手段。“照得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之家借债贷粮，接阙食用。候至收成，验数归还。有田主之家，当念佃户，借贷口粮，揭取钱债，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才方应副。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受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土荒废。”[1239]地主甚至命令佃户代服刑罚。大德三年政府官员曾提到：“江西地面，刑豪富户，令佃客斡人代诉词讼事。今后随处税户，除令佃户种田纳租外，毋得非理驱使。如有主使兴词论诉公事，及代为主户冒名陈告之人，取问是实，痛行惩治。”[1240]许楫任岭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岗富民有殴死出征军人者，阴以家财之半诱其佃者，代己款伏。楫审得其情，释佃者，系富民”[1241]。常州豪民黄甲，“持（恃）财杀人，赂佃客坐之”[1242]。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当时，江南农村地主与佃户间的对立已十分明显：“江南豪家，广占农地，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兼并故也。”[1243]
主佃关系的确立是以佃契的形式作为法律上的根据的。在地主面前，佃农与奴婢一样处于卑幼的地位。这种尊长卑幼的封建名分，当时是由一系列行文法与习惯法所严格地确定的。黄溥记：“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复行。”此种风气，绝不止黄岩一地为然。朱元璋建立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诏天下：“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1244]这当然也不是朱元璋的新创，而是他将社会上流行的习惯以诏令的形式，正式肯定下来而已。元律规定：“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典卖佃户者，禁。佃户嫁娶，从其父母。”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政府认定佃农的法律地位低于本主，然又高于驱奴。地主殴死佃户的罪罚与良人（即本主以外的平民）因斗殴杀死别人的驱奴相同。佃户不能公开买卖，嫁娶不由本主，这与驱奴明显不同。而且，主佃身份只限于有佃契的双方与约定的时限之内，佃户对于本主及其亲属以外的人，则同为平人。这与驱奴是个低于良人的固定社会等级，也截然不同。但是，在主与佃之间，则名分森严，不容干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佃户这一阶层是在中唐以后，均田制破坏，社会上出现所谓“客户”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客户”是与“主户”相对而言的，它是逃离原贯而客籍他方的人。柳芳《食货论》说：“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州县收其名，谓之客户。”[1245]它又称为“浮户”，“谓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1246]北宋多称为佃客，进而成为佃农的通称，农村佃农的人数已超出于主户之上。南宋租佃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主客户的区分已不复存在。元朝的江南一仍南宋之旧。北方苦于丁役的贫苦农民，多伺机向南流亡。而南方的佃农，相对来说，受政府的控制较弱，一有天灾人祸，他们便弃家流亡，而另觅安身立命之处。因此，在元代，流民的人潮，史不绝书。以下，我们摘引其中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饥荒逼使饥民流亡的事例，以见一斑。
至元二十年（1283年），崔彧奏：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役者已十五万户。
至元二十七年，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
大德四年（1300年），建康、常州、江陵饥民八十四万九千六十余人。
至大元年（1308年），从蒙古草原南流的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绍兴、台州、庆元、广德、建康、镇江六路饥民四十六万余户，死者甚众。浙江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www.xing528.com)
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一百一万二千余口。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九百人。绍兴、庆元、台州、婺州诸路饥民十一万八千九十户。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籍。
至顺元年（1330年），松江、平江、嘉兴、湖州等路水，饥民四十万五千五百七十余户。
至顺二年，浙西诸路比岁水旱，饥民八十五万余户。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水，饥民四十余万。
元统二年，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饥民五十七万二千户。江浙大饥，以户计者五十九万五百六十四。
后至元三年（1337年），江浙等处饥民四十万户。
至正十二年（1352年），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元城等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上引材料所说的“饥民”，固不能尽视为“流民”，然有饥民便有流民，饥民越多，流民数目也便越大，则是毫无疑义的。
延祐七年（1320年），建康等路流民甚至“纠为群党，自立头目。经过去处，或抢夺民物，或监（滥）打县官，扰害百姓。”[1247]流民的景况是十分悲惨的。王恽的《流民叹》里描写道：“我家本燕云，未省离乡国。前年一霜秋稼空，望入田间禾穗黑。忍饥犹待下年收，一涝高原水三尺。人生重迁乃本心，一馁催人忘南北。水采无菱芡，山收阙橡栗。虽云生处乐，乏物得生活。扶携远趁河南丰，道路无资日行乞。毳衣穿结杖蒿藜，气力凌兢双胫赤。”[1248]张养浩也写过一首《哀哉流民操》，描写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亡者，“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一女易汁粟，一儿钱几文。”“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1249]这是一幅多么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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