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商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政府泉府司出资，假以牌符、玺书，进行国内外贸易的官商。虞集说：“泉府者，国初出内帑资大贾，贸易民间及海岛夷貊，籍国家文书以行，无间深远，无敢邀拒，盖将籍以通幽险、察几微，非直为利也。”[1219]可知这种商人既带有营利性质，又是负有政治任务的。政府对他们的成功也便奖以官职。因此，他们本身也是官僚。嘉兴人杨枢，大德五年（1301年）由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元朝乃授他忠显校尉、海道副千户，佩金符以俱行，[1220]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元朝的官僚，上至亲王、丞相，也多兼营商贩。威顺王宽彻普化在武昌，“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丞相燕帖木儿经营邸舍商货[1221]，马扎儿台开设榻坊、酒馆、糟房，兼贩长芦、淮南食盐。色目商人活跃在国内外市场上，以贩运珠宝、香药而著名。他们也直接与朝廷上的色目大官僚相勾结，中卖宝物。“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1222]盐商是社会公认的豪富。杨维桢《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1223]许有壬《贾客乐》：“鼓声振荡冯夷宫，帆腹吞饱江天风。长年望云坐长啸，稳驾万斛凌虚空。主人扬州卖盐叟，重楼丹青照窗牖。”[1224]天历年初，皇帝再易，数月之间，两兴大典，锡予以万万计，然国库空虚。乃“令盐商入银以准币，大朝会遂无阙事。”[1225]盐是官府的专卖品，盐商非与官府与达官勾结，便无法大规模公开经营。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元代，豪商与官僚是紧密勾结的。普通人经商而致富的事例固不乏记载。河南人姚仲实，徙居大都而行商各地，“累资巨万”[1226]。扬州张文盛，贸迁于燕齐闽广之间，“资用丰沛”[1227]。然作为元代商业的特点是商人与官府以及官僚的紧密结合，是无可怀疑的。
高利贷是地主与商人吮吸贫民血汗的重要手段。金元之际，北方流行所谓“羊羔儿息”，“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则累而千。”[1228]耶律楚材曾提出：“不以岁月远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但事实上全无效果。入元以来，情况大体如故。政府曾规定民间贷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也形同具文。“随路权豪势要之家，举放钱债，逐急用度，添答利息，每两至于伍分或壹倍之上。若无钱归还呵，除已纳利钱外，再行倒换文契，累算利钱，准折人口头匹事产，实是于民不便。”至元末年，“水旱相仍，五谷薄收。阙食之家，必于豪富举借糇粮。自春至秋，每石利息重至壹石，轻至五斗。有当年不能归还，将息通行做本，续倒文契。次年无还亦如之。有壹石还数倍不得已者。致使无告贫民，准折田宅，典雇儿女。”云南“哈剌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1229]贷钱取利是元代政府对于百姓、诸王投下对于属民、军官对于军士以及地主豪富、寺观商贾对一般人进行盘剥的主要手段。在中央，至元四年（1267年）立诸位斡脱总管府，至元九年立斡脱所，至元二十年立斡脱总管府，分掌政府及诸王投下以钞贷人，藉高利贷形式营利事务，规定“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仍以其财赏首告者”。对于一些贫困的地方官府组织，朝廷也特别拨给钞币，供它们取息以给所需。如至元十四年，“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仍给钞千锭为本，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需。”至元二十二年，“给钞万二千四百锭为本取息，以赡甘、肃二州屯田贫军。”大德十一年（1307年），“从和林省臣请，乞如甘肃省例，给钞二千锭，岁收子钱，以佐供给。”诸王投下甚至就以百姓欠纳的税钱钞丝当成债本，进行盘剥。“诸王阿只吉，岁支廪饩，和市于民，或不能供，辄为契券。子本相侔，则没入其男女为奴隶。”官府和贵族直接参预经营高利贷，并受到公开的保障与支持，这也是元代明显地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地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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