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江南地方政治与统治

与北方地广人稀相反，江南地区地窄人稠。南宋时期，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宋元革代之际，伴随战争与政治权力的转移，一些人乘机豪夺影占。范文虎降元，“行兵擅杀不可言，国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浔及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1196]。松江王万三，“在宋季以赀雄，宋亡，富犹甚”[1197]。康祥文之先世，“家足恒产，迨南服土疆既服国朝，其大父，若父相继充拓，浸浸与拟封君者齐”[1198]。为了稳定对江南的统治，元朝照例收揽与委任江南地方的豪强充任临民的郡县长官，以作为自己的政治支柱。“郡县之守令，例以归义效顺者就为之，仍选蒙古人一员铃压其上，谓之达噜噶齐。”[1199]如望仙曾氏，当“南土新附之初，山薮寇聚，官不能治，则委重有谋有力之家。而望仙之曾，乘时复兴。”[1200]据武宗至大二年约苏所奏：江南富豪之家，“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这些人利用权势，肆行兼并。朱清、张瑄以行海运得势，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两浙盐运司同知范某，“阴贼为奸，州县吏以赂，咸听驱役，由是数侵暴细民。民有珍货腴田，必夺为己有；不与，则朋结无赖，妄讼以罗织之，无不荡破家业者。凶焰铄人，人咸侧目。”[1201]从民族的等级划分来看，南人属第四等，地位是最低的。但一官之微，对于克剥与统治普通百姓，又意味着特权的优势。因此，江南的地主分子尽管对第四等的地位深感不满，但并不拒绝作为地方的实力派而甘充蒙古统治的基石。由于文化的差异与缺乏对江南实际的了解，被任命来管治江南的蒙古色目大员不能不援引地方人士来作为助手。特别是因江南暑湿，蒙古贵族都把派来这里视为畏途，不愿接受；派来的人往往多是昏庸无识之徒。因此，江南郡县的具体行政，从刑狱文书、簿书钱谷，都操在这批低级的南人官吏之手。他们也正利用这一点而大行营私兼并田地。还有一批豪富，挟其巨大财力而交结官府，收买官吏，借以规避徭役，武断乡曲。“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史，容庇门户，遇有差赋，惟及贫民。”[1202]江西“富家私田跨县邑，皆无算，援结大官贵人如平交，气势出守令上远甚，析其户役为数十，其等在最下，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莫敢何问。”[1203]元朝的官吏曾在一份报告中详细地列叙了这一现象，说：“切惟江南三省所辖之地，民多富豪兼并之家，第宅居室，衣服器用，僭越过分，逞其私欲，靡所不至。重其财贿，结托上下，专命子孙弟侄华裾骏马，从早至暮，相随省官，窥伺所欲，竟为趋陷；要一奉百，侈其贪心。使之亲爱如骨肉，出入无禁忌。举动郎中、舍人之称呼，求干省官咨保，充宣使、知印、译使并院务、钱谷、站赤名阙，影避差徭，欺凌路府州县。倚仗权势，莫敢谁何。”[1204]此等把持官府之人，虽到处都有，尤以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始以口味相遗，继以追贺馈送，窥其所好；渐以苞苴，爱声色者献之美妇，贪财利者赂之玉帛，好奇异者与之玩器。日渐一日，交结已深，不问其贤不肖，序齿为兄弟。同席饮宴者有之，下棋打双陆者有之，并无忌惮。彼此家人，妻妾不避其嫌疑。又结为姊妹，通家往还，至甚稠密。街方人民见其如此，遇有公事，无问大小，悉皆投奔，嘱托关节。俗号猫儿头，又曰定门。贪官污吏，吞其钩饵，惟命是听，欲行即行，欲止则止。稍有相违，发言告诉。被其掯勒，拱手俯听。是非颠倒，曲直不分。民之冤抑，无所申诉。”[1205]有的且通过货买，取得高官。松江曹梦炎，豪横甲一方，通过桑哥，岁以米万石输官，因而取得遥授浙东道宣慰副使的职位。有的则乞得护持玺书，倚势欺压平民百姓。更有甚者，“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资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1206]。他们都是通过财贿、勾结官吏，借助官府的权势来巩固与扩大自己的地位。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元代江南土地集中的程度，比之南宋，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地主中有“每年有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佃户”。还有的“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曹梦炎“北人目为富蛮子”，同郡的瞿廷发，时人比之多田翁。“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1207]常熟曹氏，岁收租谷三十六万石。[1208]福建崇安所属五十都之田共计税粮六千石，而五十余家地主则占其六分之五。[1209]由于豪强之家多行影占诡寄，一般多有田无粮或田多而粮轻，故实际上崇安五十家地主所占的田亩数当远超过全县的六分之五。(www.xing528.com)

在农业经营上，南方主要采行租佃制。当时人指出：“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1210]“蛮子百姓每，不似汉儿百姓每，富户每有田地，其余他百姓每无田地，种着富户每的田地，养和喉嗉系，更纳租税有。”[1211]南方使用奴仆的现象，虽然因蒙古驱奴制的影响而有所增多，但把驱奴直接使用于农业生产的情况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