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贵族地主：转变为封建地主的过程

蒙古贵族从习惯于游牧的奴隶制经营，发展成为封建制的地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演进过程。蒙古贵族在草原都有各自的属部、属民。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他们大肆俘掠人口与财物，把俘虏抑勒为驱奴。窝阔台、蒙哥时期，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人户分封。由于采行了五户丝制，这些封户同时具有投下的属民与政府的编户两重性质。当时的游牧贵族主要是以人户作为统治与控制对象，而不直接参预土地兼并。即使有的蒙古贵族也大量强占土地，但他们并不从事农耕经营，而是让它荒为牧场。“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安西旧有牧地，圉人恃势，冒夺民田十万余顷。”至元初，文献里开始出现蒙古人种田的记载。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诏蒙古户种田有马牛羊之家，其粮住支，无田者仍给之”。至元二年正月，“以河南北荒地分给蒙古军耕种”。至元三年五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来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这些蒙古人，主要大概是军户，使用的劳动者当系驱奴。但他们毕竟是进入内地的蒙古人转而经营农业生产的人们。至元中期，元朝伐南宋，包括军事最高统帅伯颜、阿术等在内的蒙古权豪都乘势侵占江南田地，以为己业[1181]，表明蒙古贵族已开始直接参预侵并田地。至元十八年八月，拘收怯薛丹所占田为屯田；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言：“扈从之臣，种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从之。”这些扈从的怯薛人员，虽不一定尽是蒙古人，但当时的蒙古权势之家，都热衷于兼并土地，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官田的分赐也在成宗即位开始，进入高潮。入主内地的蒙古游牧贵族，从控制与掠夺人户进而直接参与土地兼并，显示他们已经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封建地主，其经济地位与汉人地主更多地接近起来。

蒙古贵族兼并土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它们都是与政治特权相联系的。

【请乞赐予】武宗赐琱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英宗赐拜住平江田万亩，文宗赐燕帖木儿平江官地五百顷，两次赐伯颜田共万顷。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任用土著奸吏为庄官，进行管理，苛征暴取，并且凌辱地方官，使官民交困。

【投献】此种风气，也是在成宗朝达到高潮。大德八年（1304年）正月，政府明颁诏书：“比者诸人妄献田土、户计、山场、窑冶，增添课程，无非徼名贪利。今后悉皆禁绝，违者治罪”。投献风气不但未能禁止，反而愈禁而愈烈。至大初，河南地方的刘亦马罕、小云失不花诸人，在黄河退滩上，“妄称省委括地，蚕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为荒地”，投献给皇子和世㻋，以规避罪罚。真金妃阔阔真被奉为皇太后，成宗为置徽政院以为官属，“院官有受献浙西田七百顷，籍于位下”。(www.xing528.com)

【隐户占土】从蒙古国时期起，诸王贵族都擅自招收、影占人户，虽有禁而不止。到成宗时，更进而不可收拾。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河南行省奏：“俺管辖的地面里，将系官并民田每，有一等歹人，诸王驸马每根底、官人每根底各投下呈献的多有，不系诸王驸马各投下分拨到的户计地土有。若不禁治呵，渐渐的仿学的多了去也。”[1182]一般百姓，为了逃避官府的重税，并受贵族豪势家的招诱，于是，“有力富强之家，往往投充诸王位下及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匠人、僧道、火佃、舶商等诸项户计，影占不当杂泛差役”。

【赤裸裸的豪夺强取】如：“黄河两岸，多有退滩闲地。有塔察大王位下头目人等，冒占作投下稻田，令侧近农民写立种佃官文字，每岁出纳租课，自余不得开耕。”[1183]这里所占的犹可指为荒地。“武清县北乡等处，有阿海万户下屯田军人，于至元二年倚赖形势，于上司元拨屯田地段四至外，强将诸人庄子及开耕作熟桑枣地侵夺讫二十余顷，俱是各家系税地数。”[1184]这样的事例，在当时不胜枚举。

史料表明，在元朝，除了一批凭借政治特权与横取豪夺而侵据大量田地的蒙古贵族封建地主外，也有一批通过经营垦辟而致巨富的一般蒙古人地主。乃蛮部人别的因，“平生节俭务本，俸禄给衣食之余，尽以买田园、马牛、农具，大名、安丰、陈、颖之田几二万亩，家僮几二百人，归休之日，辄课其耕作，子孙赖焉。”[1185]坤都台屡有战功，戍曹州定陶，因以为家，“归则课奴耕稼畜牧，随致丰润”[1186]。他们的出现，无疑是当时社会上值得十分注意的现象。至于色目官僚地主，他们的情况与蒙古贵族地主相同。色目官僚跻身于地主经营的过程，大体上也便是他们开始华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