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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国外贸易与交通:安全便捷,海上交通发达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朝的国外交通,无论是就陆路与海路两途,都较之前代更为安全、便捷。海上的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海外贸易出口以瓷器、丝绸以及一些手工艺产品为大宗,进口主要为香料、珠宝、药物和珍玩等。除了一支庞大的海运粮船队外,东南亚海上的贸易也主要掌握在中国船只手中。然南征占城与爪哇很大程度上则是出于在内陆因宗亲汗国彼此失和导致传统的丝绸之路阻塞,因而急于开展海上交通,俾与兄弟的伊利汗国保持直接联系的战略需要。

元朝国外贸易与交通:安全便捷,海上交通发达

元朝的国外交通,无论是就陆路与海路两途,都较之前代更为安全、便捷。

横跨欧亚的著名丝绸之路,在经过蒙古西征与诸汗国的建立之后,过去那种敌国壁立,互相封锁的情况已大大有所改善。当时由新疆越境,通往西方的道路大体分三途。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然后经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由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再分经三道,或向西进入斡罗思及东欧诸国,或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越高加索而抵小亚细亚。另一途则由塔剌思转下河中,经不花剌、撒马尔干而至伊朗。第三途由和田越帕米尔,经阿富汗再进入伊朗。此行沿途地势险峻,因而增加了旅行的困难。据14世纪旅居在大都的基督教传道士孟帖科儿维诺在致教友的书信所说:“至于前来的道路,我向你们报告,以取道陆路,经过北鞑靼的皇帝阔丹(Cothay)的领土较为安全可靠,如与使者同行,在五六个月内即可到达这里(大都)。”[1159]孟帖科儿维诺所指的,正是穿越钦察与康里草原的道路。不过由于西北诸王时生叛扰,诸汗国之间常有战事,给旅途增加了困难和威胁。

海上的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1160]杭州东驶日本,顺风七日夜便可抵达。自温州开洋,二十五日可抵占城。史弼、高兴爪哇败还,舟行六十八日夜始达泉州。由云南前往天方(麦加),则需用一年的长期旅行。据汪大渊的记载:当时所乘海船,“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一日一夜所行约百里。[1161]

元朝对海外贸易的基本态度是积极的。忽必烈南宋,招降了宋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蒲寿庚。蒲寿庚是回回人,世为海商,仕南宋,提举市舶达三十年,垄断着当时的海外贸易。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诏行省唆都及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翌年,又令与唆都“议招收海外诸番事”。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罢禁海商。从至元十九年开始,南海诸国之来贡者,络绎不绝。

互市之法,大抵循南宋之旧。政府先后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等处设置市舶司。舶商向所领舶司请领凭验,填明所往国土经纪,而不许越投他国。每年于冬汛北风时发舶,至次年夏汛南风回帆,但必须还抵原出发地点的舶市,依例抽分。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中期增重,各取二分)。此外,又各取三十分之一,以为商税。海商不请验凭,擅自发船者,并许诸人告捕,船物俱行没官。禁止官员拘占舶船,捎带钱物,下番买卖。“番国遣使赉擎礼物赴阙朝见,仰具所赉物色报本处市舶司秤盘检验,别无夹带,开申行省移咨都省。如隐藏不报,或夹带他人物货,不与抽分者,并以漏舶论罪断没。”政府又曾实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嘉兴人杨枢,就是以官本船来往于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大德五年(1301年),携载合赞汗所遣使者那怀来中国,大德八年复护送西还,大德十一年始抵忽鲁模思登陆。“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檝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1162]一些回回海商,都是当时有名的巨富。回回商人哈哈的,自至治间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泉州色目商人佛莲,拥有海船八十艘,家有珍珠一百三十石。(www.xing528.com)

海外贸易出口以瓷器、丝绸以及一些手工艺产品为大宗,进口主要为香料、珠宝、药物和珍玩等。政府禁止将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下海,与诸番交易。至元二十五年政府还专门发布禁令:“广州官民于乡村籴米伯硕、阡硕至万硕者,往往搬运前去海外占城诸番出粜,营求厚利,拟合禁治。”[1163]至元二十八年,又颁布了一道禁令:“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将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1164]

据《元史》记载:当时由海道同元朝保持朝贡贸易的国家有二十余个。我国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在所撰《岛夷志略》中,详细地记叙了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的地名、国名二百余处。元代中国的航海业是规模庞大,而且技术先进的。除了一支庞大的海运粮船队外,东南亚海上的贸易也主要掌握在中国船只手中。当时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记印度古里(Cаliout)时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只可分为三个等级。较大者有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有人员千名:即水手六百人,军士四百人;另附供应船三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够制造,都制成三边形,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四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仓。[1165]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中国与南海诸国交易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剌伯半岛及东非之地。大批的中国人侨居在南海各地,从事开发。外国之来中国,侨寓经商的也所在皆有。

应该特别指出:元朝是我国历史上曾经积极试图在海洋上进行开拓的朝代。它曾经举行了多次规模甚大的跨海远征,其中如累征日本,固然是纯出于征服与掠夺的侵略行为。然南征占城与爪哇很大程度上则是出于在内陆因宗亲汗国彼此失和导致传统的丝绸之路阻塞,因而急于开展海上交通,俾与兄弟的伊利汗国保持直接联系的战略需要。海运的举行,南粮北运,纯系国内经济的需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朝海运的举行,以及它所拥有的当时活跃在东南亚海上的巨大优势,是我国历史上大举征服海洋的壮举。而明初郑和的七下西洋则是这一壮举的继续和尾声。从这以后,消极保守取代了对海外的进取和开拓。历时四百余年[1166]的海禁给我国的历史带来的损失,几乎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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