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元朝商业超越前代，大都城商业区分布规划合理

元朝的商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发展程度是超越于前代的。其原因有四：

第一：统一的局面。空前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宋金对峙期间，南北之间正常的商业交换受到了人为的阻隔。元朝的大统一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解除了南商来大都进行贸易的禁令，接着又采行一系列措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开通驿道、修凿运河、发展海运等等，都直接对南北商业交换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全国的大统一对边境诸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商业交换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大元本草序》中对药材的交流有这样一段描述：“开辟以来，幅员之广，莫若我朝。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药贡不虚岁。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各几万里，驿传往来，不异内地，非与前代虚名羁縻而异方物产邈不可知者比。”把它用来说明其时广泛开展的商品交换，无疑也是同样适用的。

第二：在元朝，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都有所发展。譬如：随着城市的发展，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增高；蚕丝业与丝织业的完全分离；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业的发展等等。某些手工业如制瓷、矿冶、造船、建筑等，规模都在两宋的基础上，继续繁荣与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在某些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城镇郊区，农民中已有一些人部分地卷入商品经济的旋流。方回记其在秀州（嘉兴），“多常见佃户携米一石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类不一，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1141]。这当然对广大农村来说仍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十分值得重视。

第三：从政府到蒙古、色目贵族普遍积极参与经商逐利，也是造成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政府设泉府司，“出内帑资大贾贸易民间及海岛夷貊”。当时移居中国的色目人，除一些普通的军人、工匠之外，其上层则多是豪富的商人，他们也往往仕元为显宦，亦官亦商，利用官府特权来经商，有的且与蒙古贵族结为“斡脱”，垄断行市。这些以经商营运著称的色目商人，“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142]。至元初大都路回回人户总计2953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一部分人更乞“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各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1143]官商的盛行，使商业形成一种畸形的繁荣，然实际上对正常的商业活动是一种打击。至元二十八年，政府在一份诏书里就曾指出：“数年以来，所在商买，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1144]

第四：国际交通的广泛开展，也给商业的繁荣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里专门叙述。

元朝的商税，大体上是三十分取一。至元七年，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其后屡有增征，“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各省征收的数字有如下表：(www.xing528.com)

总计939484锭。如以三十税一计之，全国市场总交易额在二千八百万锭以上。匿税者有罚，市易而漏税者，有契坐买主；无契坐卖主。至元十年，政府申令：“大都等路诸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交易，其官私牙人侥幸图利，不令买主、卖主相见，先于物主处扑定价直，却于买主处高抬物价，多有克落，深为未便。今后凡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须要牙保人等与卖主、买主明白书写籍贯住坐去处，仍召知识卖主人或正牙保人等保管，画完押字，许令成交，然后赴务投税。”[1145]至元二十二年六月，“诏减商税，罢牙行”。翌年，又规定：“先为盖里赤（牙人）扰害百姓，已行禁罢。况客旅买卖，依例纳税，若更设立诸色牙行，抽分牙钱，刮削市利，侵渔不便。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拾两不过弍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1146]对牙侩中间活动的禁止与限制，无疑有益于商业的正常开展。

大都是元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大都城内仍保持坊市的区分。城中分五十坊。根据周官“面朝后市”的建筑设计原则，商业市区主要分布在钟鼓楼、海子附近以及西城的羊角市一带。米市、面市在钟楼十字街西南角；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俱在羊角市一带。其他杂货并在十市口，其北有柴草市。段子市、皮帽市在钟鼓街西南，菜市在丽正门三桥、哈达门丁字街及和义门外。帽子市在钟楼，鹁鸽市在喜云楼下，鹅鸭市在钟楼西，珠子市在钟鼓前街西第一巷，省东市在检校司门前墙下，文籍市在省前东街，纸剳市在省前，靴市在翰林院东，车市在齐化门十字街东，拱木市在城西，猪市在文明门外一里，鱼市在文明门外桥南一里，沙剌（珠宝）市在钟楼前，煤市在修文坊前，蒸饼市在大悲阁后，胭粉市在披云楼南。果市在和义门外、顺承门外、安贞门外等处。铁器市在钟楼后。柴炭市集在顺承门外、钟楼、千斯仓、枢密院等处。穷汉市在钟楼后、文明门外市桥、顺承门城南街边、丽正门西、顺承门里草塔儿、大悲阁东南巷内等处。人市在羊角市，至元以后，人市被禁止，然其楼子仍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城内坊市制度基本保持，但也有所突破。马可·波罗记载：“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1147]黄仲文的《大都赋》里，也记载商业区在城门外发展的事实：“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1148]这些城门外发展起来的商业区，自然是不受坊市限制的。大都市场上丰富多彩的商品，正是全国大统一后市场的具体反映，全国、乃至外国的名产都在这里集中。“万方之珍怪货宝，璆琳琅玕、珊瑚珠玑、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吴越之髹漆刻缕，荆楚之金锡，齐鲁之柔纩纤缟，昆仑波斯之童奴，冀之名马，皆焜煌可喜，驰人心神。”[1149]根据至元三十年政府的一份材料，当时大都居民有十万户[1150]，人口当在四五十万。这大概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南方的杭州早在南宋时就已是十分繁盛的商业都会。坊市的性质早已发生根本的变化。马可·波罗载：“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1151]它的繁华程度，甚至使从大都来这里的关汉卿也赞叹不已，形容它是“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閧地人烟凑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1152]看来，它的繁华程度较之大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除了一些旧有的城市之外，随着海运与运河交通的发展，一批新的商业城市迅速成长了起来。昆山新治，“旧本墟落，居民鲜少。海道朱氏，翦荆榛，主第宅，招徕香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风俗不一。”[1153]“市民漕户，云集雾滃，烟火数里，久而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1154]直沽在元中期置为海津镇，“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张家湾以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得名。河西务、通州都成为重要的粮仓基地。运河上的长芦“盐盬之利半中州之赋，豪商大贾，车击舟连。”[1155]临清会通镇，“浩浩六百里，远近牵舳舻。南金出楚越，玉帛来东吴。”“此地实冲要，昼夜闻歌呼。”[1156]济州：“危桥通去驿，高堰聚行舟。市杂荆吴客，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似簇，䀨耳厌喧啾。”[1157]松江发展成了未来的棉织业中心，上海以户口繁多，在至元二十七年开始分置为县。此外，在蒙古草原上也出现了规模甚大的城市，如上都、和林、应昌、德宁等。这些城市本身是由政治和军事的要求建立起来的，但随之商业活动也发展起来。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1158]元政府一再以免税、减税和对自愿徙居永业者复其家等优惠待遇奖励商人前往贸易。对和林所需之粮食，政府采“中粮”、“中盐”等办法，由政府招募商人，使其自挽自输，将粮食运至和林，而由政府计值给以盐引、茶引或钞币。每年中粮的数字高达三十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