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耕作技术和作物品种的交流推广technique|元史

全国规模的大统一，使南北及中原、少数民族之间，在工具、耕作技术与农作物品种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传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在工具方面：其新创而见之于王祯《农书》者如拌粪下种之耧车，“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1065]又有耧锄，与“耧车制颇同，独无耧斗，但用耰锄，铁柄中穿耧之横桄，下仰锄刃，形如杏叶，撮苗后，用一驴，带笼咀挽之。初用一人牵，惯熟不用人，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1066]王恽《锄耧》诗：“双竿驾特牛，独脚云耳并。纷纷转土落，一划蕃草净。是名为锄耧，初不见田令。行观数亩禾，草去苗竟盛。”耧锄之制，早见于可能是金朝人所著之《种莳直说》[1067]。谓其初出自海墟。然王恽则叹其“初不见田令”，故亦同于新创。又有辗，其制甚古，“近有法制辗槽（法制用沙石芹泥与糯粥同胶和之，以为圆槽，候浥下以木棰缓筑令实，直至干透可用），轹米特易，可加前数，此又辗之巧便者。”[1068]油榨，“今燕赵间创法有以铁为炕面，就接蒸釜爨项，乃倾芝麻于上，执杴匀搅，待熟入磨，下之即烂，比镬炒及舂碾省力数倍。”[1069]高转筒车，“近创捷法，已经较试。”[1070]又有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疑皆王祯所新创者。应该着重指出：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里，发明与创新并不一定能付之于实际生产的应用，而交流则本身便意味着先进技术的推广，对于接受的后进一方而言，也就是一种创新。元朝的大统一局面为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交流给当时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比起工具的创新来，恐怕更要大得多。比如：王祯所记之碓，一可舂米三石，既省人搅，米自匀细，功效常碓累倍。此器始于浙人，故又名浙碓。“今多于津要商旅辏集处所，可作连屋置百余具者，以供往来稻船货粜粳糯，及所在上农之家，用米既多，尤宜置之。”其《碓》诗有句云：“近随文轨通南北，不独铿在楚邦。”这就是工具交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很好例证。

农产品品种的交流也是元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棉花的种植与推广。早在南朝时代，史籍中已载南海林邑和新疆的高昌都种植棉花，称之曰吉贝；其所织成的布曰白叠子。《异物志》云：“木棉之为布，曰班布。系缛多巧者曰城，次粗者曰文缛，又次粗者名曰乌驎。”种织者皆蛮夷少数民族。“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1071]传说它是种羊于地所生。金元之际，棉花自北道传入者已进及关陇。《农桑辑要》说：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右”[1072]。南道则在南宋末进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谢枋得诗：“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1073]足见棉花之种植当时尚不及大江下游地区。南北混一之后，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农桑辑要》中，新列专节，详细地介绍了栽种木棉的方法：“择两和不下湿肥地，于正月地气透时，深耕三遍，摆盖调熟，然后作成畦畛。每畦长八步，阔一步，内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深㔉二遍，用耙耧平，起出覆土，于畦背上堆积。至谷雨前后，拣好天气日下种。先一日，将已成畦畛连浇三水。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瓦盆覆一夜。次日取出。用小灰搓得伶俐；看稀稠撒于浇过畦内。将元起出覆土，覆厚一指，再勿浇。待六七日苗出齐时，旱则浇溉。锄治常要洁净。穊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苗长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直到棉欲落时为熟。旋熟旋摘，随即摊于箔上，日曝夜露，待子粒干，取下。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擀饼杖样。用梨木板，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旋擀出子粒，即为净棉。”很明显，这一套细致而科学的种植与加工工艺，都是通过在新疆的畏吾儿及中亚的色目人介绍过来的。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在桑哥主持下，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直至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桑哥既败，始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然据大德三年（1299年）的公牍所载，户部所属之万亿赋源库每年收受各处行省木棉布匹不下五十余万匹。[1074]这些木棉布大概是根据元贞二年（1296年）江南夏税可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输纳的规定缴收来的。王祯在记木棉卷筵时说：“淮民用薥黍稍茎，取其长而滑，今他处多用无节竹条代之。”马祖常《淮南田歌》有云：“江东木绵树，移向淮南去。”[1075]这都是棉花种植已传至淮甸的证据。

此外，在《农桑辑要》一书中，列名为“新添”的物种，还有苎麻、西瓜、萝卜、菠薐、莴苣、同蒿、人苋、莙莲、橙、橘、楂、漆、楝、椿、苇、蒲、栀子、甘蔗、薏苡、藤花、薄荷等的种植方法与养蜂的技术。它反映了在元代，上述作物在交流的基础上得到推广，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元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南方主要是稻、麦。每年稻麦二收已相当普遍。“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1076]水稻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早熟而紧细者曰籼；晚熟而香润者曰粳；早晚适中、水白而黏者曰糯。[1077]《至顺镇江志·土产》详列稻的品种：大稻之种十有六，小稻之种六，糯之种九，总计三十一。大、小稻即籼、粳，糯即稬，又作秫。故云：“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粳性疏而可以炊饭，秫性黏而可以酿酒，然非水则不可种。闽中又有一种耐旱的占城稻种，相传是北宋时从占城引种而来，高仰处皆宜种之，谓之旱占。[1078]据王祯的估计，精耕之地，“其谷亩得十石，斗得八米”[1079]。这当然只是指个别的高产田而言，一般则随土地、水源之不同，耕作之精粗不一，从岁收一石左右至七八石不等。在河南与大都近郊之地，亦多种水稻，种植方法也不相同。“北方稻田，不解插秧，惟务撒种。”[1080](www.xing528.com)

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麦、粟。麦有大小麦之分，“北方所种极广。大麦可作粥饭，甚为出息；小麦磨面，可作饼饵，饱而有力。若用厨工造之，尤为珍味，充食所用甚多”。北方种麦多使用耧车。耧车以牛牵引，有二脚、三脚，关以西有四脚，还有粪耧，随种子撒粪。又有漫种之法，随手撒种，多用于广种薄收之地。“南方惟用撮种，故所种不多。”[1081]北方麦收在初夏，再种秋收作物，也可以达到一年两熟。粟宜于中原土地平旷之区，“早则有高居黄、百日粮之类；晚则有鸱脚谷、雁头青之类，其余名字不可遍数。”[1082]黍有牛黍、稻尾黍、马革大黑黍等异名，“北地远处，惟黍可生。所谓当暑而种，当暑而收。其茎穗低小（土人谓之林子），可以酿酒，又可作馔粥，黏滑而甘。”[1083]北方山后诸郡则多种荞麦。此外又有穄、粱秫、青稞等品种。一般北方的亩产低于南方的水田作物。余阙记山西“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1084]我们还不了解所谓“三艺三熟”的具体内容，但在北方，类似汾河河谷的沃肥而能充分灌溉的地区毕竟是不太多的。

经济作物在北方主要是蚕桑、苎麻、胡麻、麻子、红花之类。河北、山东、河南、关中、晋南等广大地区，多饶蚕桑之利。“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1085]墙下道旁也多植桑树。富家植桑多至万株。“桑种甚多，不可偏举，世所名者，荆与鲁也。荆桑多椹，鲁桑少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干条叶坚劲者，皆荆之类也。叶圆厚而多津者，鲁桑也，凡枝干条叶丰腴者，皆鲁之类也。荆之类，根固而心实，能久远，宜为树。鲁之类，根不固，心不实，不能久远，宜为地桑。然荆之条叶不如鲁叶之盛茂。”“荆桑所饲蚕，其丝坚韧。”“鲁桑之类，宜饲小蚕。”南方江南、川蜀地区，蚕桑事业亦有了很大发展，有夏蚕、秋蚕。在养蚕技术上，已发展成一套各地方各有所长的方式方法，太湖地区很早便已有后来居上之势。早在南宋时期太湖附近就有专恃蚕桑为生业的人，“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干旱水溢之苦。”[1086]茶也是南方山地有名的经济作物。

元朝政府也重视植树。在《农桑之制》十四条里，就规定：“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驿道的两旁，遍植大树。果树的嫁接术也臻成熟。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全国共植桑枣杂果诸树23094672株，二十八年植树22527700株。植树的数字是考核亲民官的标准之一。

王祯《农书》中还记载：“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1087]这种农家自发的互助合作，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其传统。北宋王禹偁所记上雒山区人民经营畬田，就已采用类似的组织。元朝还有一种形式则是“数家为朋，工力相助。”[1088]都可以解决季节性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有利于不失农时地进行农作物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