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战祸频仍，政治黑暗，人口逃亡，田地荒芜。两淮地区，残破尤甚。金代的河南，向来被视为宽乡，千里长淮，在长时期的宋、金与蒙古、南宋的对峙中，更是生灵荼毒，荆榛蔽野。黄河以南，大江以北，汉水之东的广大地区，“在前南北边徼，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1050]。在战乱的年代里，这里的居民“每岁春秋避兵，辄土窖稻麦，老稚潜匿丛薄中，丁男健妇，守舍相侦伺。黄尘翳天，犹能在旁近结集保护，卒然有相接，持梃箠尽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则皆系累长驱，衔车逐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识其父，弟不知其兄，因循苟活”[1051]。嘉熙年间（1237—1240年）南宋人道出淮安，写诗记途中所见：“浮光迤逦过淮安，举目凄然不忍观。数亩地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犬
胫脡筋尤软，鸦啄骷髅血未干。寄语满朝朱紫道，铁人见此也心酸。”[1052]据元初的记载：“始经壬辰（1232年）之革，河南拱北，城廓墟厉，居民索寞。自关而东，千有余里，悉为屯戍之地，荒芜塞路，人烟杳绝，唯荷戈之役者往来而已。”[1053]在生命都缺乏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必然停顿或中断。
忽必烈建立元朝，执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禁止侵民伤稼、广兴屯田等措施，很快使中原、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苏复（见第五章第四节）。统一南宋以后，淮甸由瓯脱战乱之区成为安定的腹地，人民便有可能对这一大片肥沃的旷地进行利用。元朝政府对开种荒地也大力提倡。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所发布的《十路宣抚司条画》里，便规定“逃户复业者，将元抛事产，不以是何人种佃者，即便分付本主户下，合着差税，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依例验等第科征”[1054]。这对中原、华北地区荒地的开发，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至元十四年（1277年），“据淮西道宣慰使昂吉儿奏：淮西庐州地面，为咱每军马多年征进，百姓每撇下的空闲田地多有。若自愿种田的人教种呵，㬠便当。教种时分，与了限次，教他田地主人来者。主人每限次里不来，愿种田的人每教种者。种了之后，主人每来道是俺的田地来麽道，休争占者。更军每合请的粮食搬运呵，百姓生受，更费了官粮。教军每做屯田呵，於官有益，粮食也容易麽道。为这般奏的上头，与圣旨去也。圣旨到日，田地的主人限半年出来，经由官司，若委实是他田地，无争差呵，分付主人，教依旧种者。若限次里头不来呵，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更军民根底，斟酌与牛具农器种子，教做屯田者。种了的后头，主人出来道是俺的田地来麽道，休争要者。钦此。”[1055]这道命令的前半部分：无主荒田，任民垦种，可能立即得到实行；军屯则因伐日本之役暂告搁浅。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复因江淮行尚书省事燕公楠之请，“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于东海多荒田，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在经过试验的基础上，忽必烈命昂吉儿以二万名军士进行屯种，岁得米数十万斛。为了限制富豪任意侵占荒地，至元二十二年又规定：“若有前来开耕人户，先于荒闲地土内验本人实有人丁约量摽拨，每丁不过百亩。如是不敷，于富豪冒占地土内依上摽拨。据开耕人户，三年外依例收税。”[1056]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复“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当时，“两淮土旷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输税”。大德四年（1300年）十一月，政府又令“江北荒田许人耕种者，元拟第三年收税，今并展限一年，著为定例”。这些措施很快在两淮地区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王祯说：“今国家平定江南，以江淮旧为用兵之地，最加优恤，租税甚轻，至于沙田听民耕垦自便，今为乐土。”“今汉沔淮颍上，率多创开荒地。”[1057]到处“烟火相望，桑麻被野”。“曩以荒烟废堞之墟，化为乐郊乐国；向也流逋佣耕之民，今为恒产完美之室。”[1058]“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1059]“生聚之繁，田畴之辟，商旅之奔凑，穰穰乎视昔远矣。”[1060]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五年，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二十八年，垦地一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这里也约略地反映出来元初在开垦荒田方面的成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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