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元史》

关于南北中国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问题，其开端可追溯到中唐时期。钱穆早经指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1028]然在唐代，北南两方经济水平差异仍不大，北方对南方经济上的仰赖程度仍不高。迨至北宋时期国家的财赋收入，已开始大部仰给于南方。宋神宗元丰时，与往古极盛之时相较，“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遂致“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1029]范祖禹谓：“国家根本，仰给东南。”[1030]许多记载中都盛称东南之富庶。“东南诸郡，饶实繁盛。”[1031]“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1032]“吴中地沃而物夥，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1033]淮南“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荆湖“土宜谷稻，赋入稍多。”福建“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1034]手工业与商业也明显地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北宋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它的都城定在汴梁，其主要原因，便是就江南漕运之便。每年北运的粮米，大率在六百万石以上。

女真灭亡北宋，形成了北方的金与南方的南宋隔淮长期相峙的局面。当时的女真人，是一个半游牧、半定居的落后民族，他的入据中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庄季裕说：“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1035]战火之余，“两河之民，更百战之役，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1036]京周州县，“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1037]同时，大批人口南流。这样，就造成北方人口锐减的现象。兹引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所载北宋北方人口达二十万以上之州郡，与《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数比较表于后，以见一斑。

④《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126页。

这里所列的大部分地区，户数都大大减少，据张家驹的论述：“女真统治者定都河北时，就曾迁移各路人户充实中都；山西也是金人掳掠人口的集中地，所以两河州郡人口分布受到一定的影响。”[1038]而有所增加。在生产关系方面，猛安、谋克人户的内迁与田地的圈占，以及驱口人数的激增，都构成对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

然而，在南宋所统治的江南地区，情况却完全相反，大批的北方人口，相继南迁。我们仍以张家驹所作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诸地人户增减表来作说明。(www.xing528.com)

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北方生产技术的传入，南宋地区无论是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海外贸易、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都取得了远较前时更大的长足进步，无须一一赘述。

②《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50页。原注：本表采自《宋史·地理志》及《宋会要稿》，缺数则《通考》补。

蒙古对北中国的征服及前四汗时期的落后统治，就其对这一地区的破坏而言，与金初比较，应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相对而言，它对南宋的攻占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则是较小的。这便必然使原来已呈明显的南北经济文化差异，在距离上拉得更远。下面，我们仅就人口、赋入及文化教育等三个方面，略作说明。至于有关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生产关系中的差异问题，则在下文中再分别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