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杂居：元末镇江城的例子

民族杂居是由大批少数民族迁居内地，与大批汉人迁往边境诸少数民族地区这两股洪流所造成的。促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大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俘虏】1214年成吉思汗攻金，分军三路掠华北诸地，“尽驱山东、两河少壮数十万而去”[1018]。史秉直降蒙古，受命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远近闻而附者，十余万家。寻迁之漠北”，安置在土拉河上。在元代的漠北地区，鱼儿泺（应昌）、毕儿乞都、忽兰赤斤、镇海城、谦谦州诸地，皆有工匠。他们大多是军前的俘虏，有来自汉地，或来自中亚，也有来自东欧。稍后，蒙古国伐南宋，又有一大批南方汉人被俘迁到北方来。譬如：京兆关陕诸地，“其居民太半南驱放良归顺等户”[1019]。1232年，“诏徒六州民留田威宁”[1020]。至元初，曾以怀孟新民二千户、大小一万余口，“差官分间起移，前往中兴路安置。”[1021]这都促成了南方人口的北移。

【逃亡】在蒙、夏、金及南宋混战期间，人口的越界逃亡是很常见的现象。当成吉思汗混一蒙古诸部中，诸乣及乃蛮、汪古等部都有不少人逃亡归附于金。完颜陈和尚所领之忠孝军，“皆回纥、乃满、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1022]。蒙古亡金，北方的汉人、女真人“率众南归者，所在而有”[1023]。终元之世，始终存在北方人口南流的趋势。

【军事屯驻】大批蒙古军、探马赤军户，屯军内地，“即营以家”。这在山东、河北以及大都附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冀北、晋北之地是由诸少数民族所组成的侍卫亲军的屯驻地，因此，在宣化以至大同一线是回回、阿尔浑、康里、阿速、钦察以及斡罗思人集中的地区。畏吾儿、合剌鲁军分屯在南阳、襄阳；唐兀军屯戍在合肥、蒙古军屯戍在云南，乞里吉思民屯山东。他们以后大多便成了当地的居民。另一方面，不少汉军、新附军被发往漠北、新疆诸地，从事屯种戍守，也有一些富民被遣发前往，与军人杂居耕种。

【罪徙】元代的流徙，如系蒙古人等则充发南方炎徼之区，汉人则流极北奴儿干之地。乃颜之叛平，获其所部蒙古军，分置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至顺二年（1331年），枢密院遣使括其数，共计两千六百人。元廷曾以乃颜及胜纳哈儿流散户籍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盗，成为一支由蒙古人组成的海船水军。还有一批涉叛的蒙古人则罚充沙不丁所领海船水军。[1024](www.xing528.com)

【经商】以经商擅名的回回富商，“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1025]，许有壬说：“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026]根据至元初的统计，在中都路的回回人数，达二千九百五十三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1027]

【仕宦及流寓】蒙古、色目人之仕于内地者，大多便世居其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具体地说明内地民族杂居的状况，下面我们引用元末镇江城的侨寓人户作例子。据记载：镇江侨寓人户计3845，口10555，外有驱口2948。其民族成分分别为：

镇江城的民族杂居情况，正是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当时的大都、杭州、泉州等著名城市，其情况与镇江大致相同，甚至更为复杂。民族杂居对促进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加深彼此间的传统友谊，促成大统一的、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系的发展，是有巨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