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驿站制度为元朝统治提供支持

驿站制度是元朝政府的神经与血液网络，对维持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

窝阔台即位，下令在全境遍建驿站。《史集》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几种版本各有不同。俄译本作：“从契丹国到该城（按：指和林），除伯颜（BAYAN）站以外，还设有一些站，被称为‘纳邻站’（нарин-ям）。每隔五程就〔有〕一站，共37站。在每一驿程上，置一千户，以守卫那些站。他建立制度，让每天有五百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哈剌和林〕；把〔它们〕储于仓中，以便取用。为〔运送〕谷物和酒建造了〔一种〕庞大的车，每辆车要用八头牛运送。”[940]在蒙古草原与汉地之间，元时辟有从和林至上都的驿路三条：帖里干道（teregen，蒙语意为车），全程57站。木怜道（morin，意为马），计38站。纳怜道（narin，意为小），计24站。[941]《史集》所记的bayan（意为富）或tay-an，殊难索解。又每站置军保护，或作千户、或作万户，《世界征服者史》则谓：“每两土绵（即万户）供应一所驿站。”[942]亦俱难置信。据张德辉所记：越扼胡岭（野狐岭），始入蒙古草地，“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943]大都至上都间有村，“大食人称此村为Chula或赛典赤之驿站Saiyid Ajall’sjam”。[944]这对张德辉的各以主者命名之说，是一个旁证。

至于汉地建驿，似在窝阔台即位之元年与草原地区皆同时进行。其年十一月，“敕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945]这明显地是针对汉地农耕百姓而发布的。站赤的主要任务是供应来往使臣的生活所需与交通工具，同时运送进纳的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等御用诸物。管领者为乞里合台。乙未（1235年）籍民，军、站皆与民户分别立籍。从这以后，驿站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忽必烈即位后，用佛家奴策进一步发展了驿站制度，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制度。任霍木海总管诸路驿。[946]至元二年（1265年），颁行了《立站赤条例》[947]，同时大修诸地驰道。[948]灭亡南宋之初，即在江南差拨站户，设立驿站。至元十七年，诏江淮诸路设置水站。四周少数民族边远之区，也先后通辟驿道。“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沿海有海站。辽东行省自哈里宾（今哈尔滨）以北，至于混同江口的征东元帅府（奴儿干城），则以犬曳小车行冰上，称作狗站。故“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949]“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950]据《元史》所载，腹里计陆站175处，水站21处，牛站2处。河南行省陆站106处，水站90处。辽阳行省陆站105处。江浙行省马站134处，轿站35处，步站11处，水站82处。江西行省马站85处，水站69处。湖广行省陆站100处，水站73处。陕西行省陆站80处，水站1处。四川行省陆站48处，水站84处。云南行省马站74处，水站4处。甘肃行省马站六处。总计全国站数约一千四百处。加上岭北、土蕃等处，应在一千五百处以上。[951]凡官吏啣命差使，如为一般公事则由省部发给文书，称为“铺马圣旨”，乘传前行；有密命或急不待发给文据则佩带金字或银字圆符以行。[952]一些官府的物资，也依靠驿站，利用车、牛转运。

总领全国站驿的机关最初为诸站都统领使，至元七年设，属兵部。至元十三年改组为独立的通政院，寻分为大都、上都二院，后来一度又置江南分院。院设院使领导。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时仁宗已即位）以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消乏，罢通政院，改由兵部领导。旋复立通政院，领蒙古站赤，而兵部则分领汉地站驿。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时英宗已即位），又诏“蒙古、汉人站，依世祖旧制，悉归之通政院。”腹里、江南汉地的诸路站赤，除一个短时期外，皆以各路达鲁花赤、总管提调，州县官不得预。沿途并设有脱脱禾孙，进行检查盘问。一些水陆冲要的驿站设有提领、副使、司吏、百户等职。提领由政府委派，副使以下则于站户内选用，三岁为满。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因为“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与外郡不同”，故在提领之上，复设有驿令、驿丞。站户每十户编为一甲，甲首称牌头。每站所领站户，“多者三二千，少者六七百”。根据陈高华的估计，全国站户总数至少在三十万以上，较之军户或更多。[953](www.xing528.com)

站户单独列籍，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他们的情况也互有差异，负担轻重也因地而不同。大抵北方站户，被签中者多是比较富实人家。他们一般是三五户共当正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自备一切什物公用。一些无力喂养马匹者则出钱物津贴，称“贴户”、“贴马”。上述“什物公用”，又称首思（sigüsün，蒙古原意为汤、汁）、祗应，包括提供使臣的饮食分例：“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此外还有薪炭、雨具及其他杂支。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政府规定：“站户贫富不等，每户限四顷除免税石，以供铺马祗应；已上地亩，全纳地税。”又免其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南方签发站户则是验其田亩，“以粮七十石出马一匹为则，或十石之下八九户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两三户共之。惟求税粮仅足当站之数，不至多余，却免其一切杂泛差役。若有纳粮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请独当站马一匹者听之。”陕西地区立站的办法又有所不同，以每地一顷为一分，一丁亦为一分，合十四分当站马一匹。其后，由于站户负担过重，改为官给祗应，但站户优免和雇、和买及一切杂泛差役的规定也先后取消。

一般来说：北方的站户比南方的站户贫苦。郑介夫指出：“北方站户多贫。终岁营生，仅了应办。南方站户皆巨富，有输粮百石之家，止以四石当水站，其余则安享其利，靠损贫难。”[954]特别是大都至上都间十二站的站赤，“多系迤南路分佥拨前来当役，相去窎远，供给频劳”[955]。这里每年皇帝巡行，诸王、官僚及使臣来往频繁，因此，役也最为沉重。此外，如京南一带、河西走廊及南方的某些交通要道，站役的负担也远较其他地区沉重。如良乡站，额定为马一百二十三匹，驴二十四匹。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之内，起马至一万三千三百余次，即使所有的马匹昼夜在道，也无法应付。[956]这就势必引起额外多征，并导致牲畜过役倒死的情况。再加上往来官员“每至城邑，持威挟势，颐指风生，一身而支分例二三名，或从者同正食。又或尝味索馔，命妓纵酒，无所不至”[957]。稍不如意，则凌辱吊打。陕西驿道上西蕃喇嘛经年络绎于道，甚至传舍往往不能容，只能假馆于民舍，于是逐迫男子，奸淫妇女的事多有发生，民不聊生。在重役的迫胁下，站户或破产逃亡，或投身于投下与寺院。甘肃行省在大德七年勘查：“六十年前立站之时，拨户三百四十八。即今当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除实逃亡事故四十六户外，隐占投下计一百二十六户。随时复役者已二十五户，尚余一百一户。”[958]随着站户的破产流亡，驿站制度也日趋于崩坏。

急递铺兵是为传达四方文书而设置的。金制：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忽必烈循之，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不足，于漏籍户内补差。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铺卒腰系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疾行。沿途的车马行人，听到铃声，立即避让路旁。下一个站的铺兵听到铃声，立即整装以待。一俟公文到铺，便像接力赛一样，继续前传。同时在特置的文书上注明到铺的日期、传递铺兵的姓名，以备查验。急递文书规定每昼夜行四百里。它的传递速度，比宋、金时期都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