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的组织，是依照草原民传统的千、百制度组成的。“国朝兵制尚质，其将帅皆以所统户数名，故有百、千、万三等。其符节有金、银、虎符亦三等。又于千百之间置总把，千万之间置总管，以为迁转旌赏之渐。”
军户专门负担军役，凡为军士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世代充役。他们必须自备兵器、马匹和日常生活所需的费用，随时接受政府的调发，参加征战与镇戍。
根据军士的组成不同，元朝的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种，他们都分别置籍。留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基本上仍沿行蒙古国时期军政合一的制度。其中的一部分人则先后接受调发进据华北、关陇地区，“即营以家”，镇戍华北与陕西、四川诸地。充当蒙古军主力的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军士，都是由他们所提供的。探马赤军随木华黎入据华北后，便随处镇守，散处在真定、彰德、邢州、洺磁、东平、大名、平阳、太原、卫辉、怀孟等路，蒙哥时期，已开始有散入民户入籍，忽必烈中统初，复悉签为军。[892]当地的一些“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也都入籍，这大概是汉人大量参加探马赤军的开始。[893]汉军是由原属河北、山东地区的世侯军阀的部属，以及陆续被蒙古统治者所签发为军的北方汉人所构成。大概是在太宗八九年（1236—1237年）间，“时，兵民未分，赋役互重，复遇征戍，则趋办一时，中外骚屑，殆不聊生”。史天泽奏请“以中户为军，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得到窝阔台的批准，“布告诸路，永为定制”[894]。从此而有军、民户之分。从这以后，政府又连年签发百姓为军，从宪宗二年（1252年）至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间，单是较大规模的签军便有五次。至元十一年以后，签发汉军便基本上停止。“其十一年所签军人，当时已是近下户计。”[895]据陈高华同志的估计：“汉军军户在全体居民（按：即指华北地区）中所占比重是很大的，在不少地方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我们所说的占六分之一强的估计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896]这是可信的。被签的军户，“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曰独户军。合二三而出一人，则一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尝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为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曰余丁军，至十五年免。”军士“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丁少者，再予五十日。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别以民补之。奴得纵自便者，俾为其主贴军。逃而还者，复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还籍中。”军户所有田土，“初视民输半租，既而蠲四顷，曰赡军地，余田赋如常法”[897]。军户不负担包银、丝料、俸钞等科差。当民户被签发充军时，他们原负担的科差数目只除四两，其余则分由余下的民户陪纳。至于和买、和雇与杂泛差役，军户也可以优免。成宗铁穆耳时改革役法，规定诸色人与民户一体当役，但是军户仍有特殊的优待。军役本身，征战有死伤之虞，常年有远戍之苦，资装、马匹、兵器以及生活之资，都是沉重的负担。譬如：“西川军人，俱系山东、河北、山后户计，逐年取要气力，往还五千余里。比至屯所，鲜不困乏。”[898]“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戍者未归，代者当发，前后相仍，困苦日甚。”[899]特别是至元九年与十一年两次所签军户，前者“止择精锐年壮者，不复问其资产，且无贴户之助，岁久多贫乏不堪。”后者本是近下户计，更无力负担。此外，军官还利用职权横加勒索。但就一般而言，军户原来多是“元签有丁产大家，一家亲、驱至四五十口，限地之外，余剩亦多”[900]。故其“富者至有田亩连阡陌，家资累巨万，丁对列什伍”[901]。在四顷限地之外，实际上政府明令“不得打量汉军土地”，放任他们兼并。洪焱祖描写他们：“数户赋一兵，优游且殷实。北人尚兼并，差徭合众力。束矢莫能折，床肤讵剥及。”对比之下，“南人虽弟昆，小户亦缕析。岁久弱弗支，贪官肆蚕食”[902]。百夫长坤都岱，钦察人，居曹州定陶。频年攻南宋，所获“金实于椟，衣溢于笥，马连于枥。归则课僮奴耕稼畜牧，随致丰润”[903]。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因此，大体上说，北方的军户，景况远优于民户，是可以肯定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军户内贫富分化而致于相互悬殊的现象。
新附军是收编的原南宋军队，包括生券军、熟券军、通事马军人等。[904]他们原是招募而来。宋亡以后，元政府累行招编，“照依亡宋体例，每月支给钱粮养济。”其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新附军人无贴户，正身口粮每月米六斗，盐一斤；家小米四斗，盐一斤。由于全家有口粮维持，故其所置到田土，不再享有赡军地四顷不纳地税的优待。然而他们与北方军户不同，多是孤寒一身，有妻者亦少，或仅有妻子而无产业。(www.xing528.com)
管领蒙古军、探马赤军与汉军军户的组织曰奥鲁。新附军则不置奥鲁。奥鲁（aurug），《元朝秘史》里旁译作“老小营”。南宋军卒“多虏掠妇女，人有三四，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小”[905]。元之奥鲁则为其家口留住之所，故时人称：“奥鲁者，盖本朝军人族属之名也。”[906]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则“大翼万户下设奥鲁总管府，从四品；小翼万户下设奥鲁官，从五品；各千户奥鲁亦设奥鲁官，受院札。各千户奥鲁不及一千户者，或二百户、三百户，以远就近，以小就大，合并为千户翼奥鲁官，受院札”[907]。汉军则初设有十路奥鲁总管，使不隶各万户自行管领。至元五年七月，罢各路奥鲁官，令管民官兼领。至元九年十二月，复申：命府州司县达鲁花赤及治民长官，不妨本职，兼管诸军奥鲁。
奥鲁的职责是管领军户家属，负责起发军人服役，并将他们押送至军。故军士“军前明有军籍，奥鲁官有奥鲁籍。军前发还，奥鲁官即知其来家；奥鲁官起发应役，把军官即知其在军。替换有时，交代有法。死亡患难，有所存恤。诈伪逃窜，有所拘执。”[908]军士逃亡，所属奥鲁官司与本管军官约会，协同“根捉”；军人死损，奥鲁负责取其家人顶补，使军数不亏。奥鲁还负责征集当役军人的鞍马、器仗与生活之资，以及当役军人在外的“军需盘费”。它们例由所部军官遣千户、百户头目来所属奥鲁，向奥鲁官领取，而禁止军官直接向军人家属征取，以防骚扰军户。元律规定：“诸防戍军人于屯所逃者，杖一百七，再犯者处死。若科定出征，逃匿者，斩以徇。诸军户贫乏已经存恤而复逃者，杖八十七，发遣当军。隐匿者减二等，两邻知而不首者，又减隐藏罪二等。诸军户告乏求替者，从有司覆实之；其诈妄者，廉访司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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