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元代南北方赋税制度差异及批评

元代南北方的赋税制度，各不相同。在北方，窝阔台即位，即明确规定“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每户纳税四石。接着，在1236年耶律楚材改定赋税制度，始仿唐租庸调法，分别置为丁税、地税、户调三种。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地税或验土地之等：上田每亩税三升米，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或验其牛具之数而征。户调的数目，虽不见于记载，然以投下五户丝例之，一般民户也应是五户纳丝一斤（即每户十一两二钱）无疑。

当时，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流动很大，金朝时的田籍已毁坏无存。而且，金时的猛安谋克人户，原本只行牛具税，他们占有土田的数字，名义上有一定的限额，实际上却是无簿籍可稽。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在地税的征收上，实无根据能循，故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的简便征收办法。而在实际上，当时的地税大概并不占主要地位，丁税、户调则成为政府剥削的主要来源。耶律楚材定制：把原来的每户总科四石改为每丁一石，驱丁五升，然此外又加收户调丝。这对一些丁、驱皆少的人户来说，可能有所减轻，因此，当时朝臣中有人便指责耶律楚材所取“太轻”。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在申明旧制的同时，并规定军、站、匠户有田四顷可予免税，余外按规定征收。至元十七年，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二石[821]，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每年分三限输纳，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

应该特别指出：在元代北方，除了当差纳税的一般民户外，军、站、匠三种人户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至元七年左右，北方诸色军数已达七十二万户。[822]以后又续有签军之举。卫辉“郡当冲要，民为兵者十之九”[823]。军户所有田土，初定视民田输半租。其后，所有军、站、匠户都享有在有田四顷限额内免缴地税的优惠。其中的豪富往往利用这一规定，在限额外隐占田土，贫乏者则不免将限额四顷内的土地出卖给与一般民户。这样，就必然出现以下的现象：即有税之民田被卖与了军、站、匠户后，则变成了他们限额内免税之田；而军、站、匠户所有限额内免税之田，卖与了民户，按照并无税粮交割的转移，变成无税的民产。胡紫遹在一份奏章里专门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

“近为民户张忠，买到军户王赟地二顷五十亩，又令张忠重纳地税事，申部除豁，不惟不准，五致符下本路问罪。今来若不再行申呈，地，一也，而曰军地，民地。税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盖因人以立名，因民以责实。因人以推收，义例甚明。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自立此格例以来，未有并当、重当者也。近年以来，破坏格例，既纳丁粮，因买得地税之地，而并当地税；或地税之家，买得丁粮之地，而并纳丁粮。如此并重，府司屡申，终不开除，反致取招问罪，不惟案牍繁乱，名实混淆，军民重并。使国家号令不一，前后失信。省部见小利而不究大体，以琐屑俗吏之言为可听。俗吏不惟不知理义，且如一话一言，先自差失。何以言之？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随人变，非人随地变也。今日随地推收，先自失言。合曰丁粮、地粮，随人推收，推不待解说而事自明白，政自归一。民卖与军地，除四顷之外纳地税；军卖与民地，不问多寡，止纳丁粮。岂不简易。”[824]

这个建议大概被元廷所采纳。这样做的结果，在频繁的土地买卖中，从窝阔台以来本不受重视的地税更在赋入的总额中降到一个无足轻重的状况。《花当阁丛谈》卷一《户口》说：“淮以北，土无定亩，以一望为顷，故每多欺隐田粮；江以南，户无实丁，以系产为户，故多脱漏户丁。”元末人危素一再批评北方赋税制度之失说：“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825]又说：“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826]

科差包括丝料与包银两项，也都是按户征收的。忽必烈即位以后，在立十路宣抚使的同时，定户籍科差条例。根据窝阔台与蒙哥的定制，丝银全科户每户输系官丝一十一两二钱，包银银四两（其中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中统四年（1263年）三月，诏“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当时，每银一两折合中统钞二两，这样，原征银四两的包银，减轻成了钞四两（合银二两），相当于原额的一半。丝料则反增加了一倍，即每户二十二两四钱（即一斤六两四钱）。不过，这个数字只是官府论户征取的定额。据至元元年（1264年）圣旨条画：“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叁等玖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坊、种田、金银铁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一体推定鼠尾类攒将来，科征差发。据站户马钱祗应，打捕鹰坊合纳皮货鹰隼，金银铁冶合办本色，及诸色户所纳物货，并验定到鼠尾合该钞数，折算送纳。”[827]魏初在至元九年的奏章中也指出，包银之征，系“验贫富品答均科”。[828]足证《元史·食货志·科差》所说的“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是可信的。此外，又因为户种的不同，额定的负担也不一样，有所谓元（原）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之分；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又有所谓摊丝户、储也速䚟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渐成丁户等等名色。

元管户即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乙未）与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壬子）所籍户口。其中丝银全科系官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减半科户，每户输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包银二两。止纳系官丝户，如上都、隆兴、西京（即大同）等路每户一斤；大都以南等路每户一斤六两四钱。止纳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

交参户是一些因故被迁发，在现居与原籍皆著录户籍者[829]。其中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

漏籍户是抄籍到的乙未、壬子两次户口大检查中遗漏的人户。其中止纳丝户每户输丝一斤六两四钱。止纳钞户，初年科包银一两五钱，以后每年递增五钱，五年后增至四两，并科丝料。

协济户是中统初所括的漏籍、老幼等户，以协济编户赋役的人户。其中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十两二钱，包银四钱。止纳丝户每户输丝十两二钱。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www.xing528.com)

储也速䚟儿所管户每户科细丝四斤。

复业户与渐成丁户，初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科与旧户同。

科差的征收程限：丝料无过七月，包银无过九月。当时北方产丝的地域究竟有哪些？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然不产丝的地方当不在少数，这些地区则听折钞输纳。据胡紫遹的记载：在至元二十年左右，“市价丝一斤直钞九钱”。但在官府征收时，则“限定百姓每着丝一斤折纳钞一贯伍百”[830]。根据这个数字，一个丝银全科系官户的负担共计钞六贯弱（包括包银四两及户丝一斤六两四钱折钞约一贯九百）。

此外，从至元三年十一月始，初给京、府、州、县、司官吏俸及职田。“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全科户输一两，减半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831]

在南方，则沿行南宋的夏、秋两税制度。税粮的依据是田土，所收主要是秋税。由于地区不同，土地的差等各异，每亩税额多寡不一，少或三升以下，多至数斗，达二三十等之繁，大抵都是循南宋簿籍之旧。至元十九年，根据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又从耿祯之请，令输米三分之一，余并以钞折纳。其输米者，规定使用宋文思院小口斛，然此种量器一石则相当于元制的七斗。寺观之田，宋旧有者免税，至元二十八年规定其续置者则科税。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复规定“除福建、两广外，其余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淮、荆湖这几处，验着纳粮民田见科粮数，一斗上添答二升”[832]。

夏税在江南初定时，只是在江浙行省所属之江东、浙西加征，“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中书省上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今分隶诸王城邑，岁赐之物仰给京师，又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诏集议以闻。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始令浙东、福建、湖广增征夏税。江西则因按元斛量征收，一斗较宋斛多出四升三合弱，故仍免征夏税。两广以社会尚不安定暂免。[833]夏税所赋，为土产的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或折以钞。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输一贯至三贯不等。“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其折输之物，各随时估之高下以为值。”湖广地区，阿里海牙任行省时罢宋夏税而每户科门摊一贯二钱，其总额较夏税增多钞五万余锭。大德二年（1298年），宣慰使张国纪请复征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江西为差重云”[834]。

至元十九年，政府定议：“江南的户计，哥哥、兄弟、公主、驸马每根底各各分拨与来的城子里，除粮课程外，其余差发不着有。既各投下分拨与了民户多少，阿合探马儿（五户丝）不与呵，不宜的一般。”于是在翌年八月，决定“每一万户一年，这里（指都省）咱每与一百锭钞替头里，却江南于系官合纳的粮内斟酌要钞”[835]。即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准中原五户丝数。成宗时增为两贯。应该指出的是江南五户丝是因粮加纳，与北方按户征收不同。

江南包银始行于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中书奏请：“腹里汉儿百姓，无田地的每一丁纳两石粮，更纳包银、丝绵有。江南无田地人户，是什差发不当。各投下合得的阿哈探马儿，官司代支也，不曾百姓身上科要，好生偏负一般。”因此建议，“除与人作佃、佣作，赁房居住，日趁生理，单丁贫下小户不科外，但是开解库铺席、行船做买卖，有营运殷实户计，依腹里百姓在前科差包银例，每一户额纳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本处官司验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836]《元史·泰定帝纪》泰定二年（1325年）闰正月，“诏赦天下，除江淮创科包银”。《王都中传》：都中任饶州路总管，“包银之法，户不过二两，而州县征之加十倍”。《汪泽民传》：泽民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会朝廷征江南包银，府檄泽民分办，民不扰而事集。”《王克敏传》：克敏于英宗时首言“江南包银，民贫有不能输者，有司以责之役户，甚无谓也。当罢之”。可知包银确广泛开征于江淮、江西、湖广等江南广大地区。泰定帝泰定三年，“罢江淮以南包银”[837]。以后江南包银大概再没有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