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基层组织，据《金史·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元承金制，仍以里正、主首催督赋役外，又在至元七年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在广大农村中普遍设立社的组织。“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766]社长的职务：（1）劝课农桑，教谕社民各随风土所宜，趁时农作。并于地头道边立牌，书写某社某人地段。社长时时往来点视，奖劝诫谕，使不致荒芜。（2）管理义仓，丰年每家验口留粟一斗，以备歉岁就给各人自行食用。（3）奖勤惩惰，体察非违。本社内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举，官司量加优恤。“若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从社长叮咛教训。如是不改，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日，对社众审问是实，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名称。如本人知耻改过，从社长保明申官，毁去粉壁。如终是不改，但遇本社合着夫役，替民应当。候悔过自新，方许除籍。”（4）兴办社学，于农隙时期，各令子弟入学。元人材料中说“社长为劝农而设”，有的研究者也认为农村立社的本意是劝农。然所谓“劝农”，本含有惩戒游惰妨农的意思。在实际执行中，社长一直作为农村基层的治安人员来使用的。至元十一年十一月符宝郎董文忠奏言：“比闻益都，彰德妖人继发，其按察司、达鲁花赤及社长不能禁止，宜令连坐。”随即颁布圣旨：“随处百姓，有按察司、有达鲁花赤、管民官、社长，似彰德、益都两处一般反贼每呵，他管什么？已后似那般有呵，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社长身上要罪过者。钦此。”[767]《至元新格》中亦明白规定：“诸假托灵异，妄造妖言，佯修善事，夜聚明散，并凡官司已行禁治事理，社长每季须一诫谕，使民知恐，毋陷刑宪。”[768]政府还一再明白规定，“社长不得差占，别管余事”。即不得以应由里正、主首承应之科差事务干扰，而大失原立社长之意，以保证社长能专一负责治安。对社民中“或不务本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分，或费用无节，或元贫暴富，或安下生人，或交结游惰”，都严加觉察，防止盗贼发生。“如是有失觉察，致有人户违犯者，验轻重将社长责罚”[769]。这些材料表明，社在元代主要是一个在基层束缚和镇压人民的机构。在全国统一之后，这一制度也普遍在江南地区推行，故社长与乡、都所自行推举、负责赋役的里正、主首并存。由于里正、主首例皆税高富实人户，他们却往往仗势将征税差役等事务转嫁于社长承担。至于城市，旧制皆有坊的设置，社的组织在城市中似未普遍推行。蒙古、色目军人之家，以事涉军数，不能让地方官员知道，故单独立社，以便管理。人们离乡外出，都必须持有证明文件。《元律》规定：“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诸关厢店户，居停客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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