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既死,有影响的原金莲川藩府旧臣也几乎尽数凋亡,忽必烈左右更无汉人,汉人儒臣在朝堂上的势力已经削弱到再无力与色目权倖相抗衡的程度。为了安抚这时正在风起云涌的江南人民反元起义斗争,也为了对北方汉人官僚进行牵制,忽必烈又一反常态,强调在朝廷参用南人。一批江南名士被征至大都,其中包括叶李,赵孟頫、张伯淳等,都被擢拔担任台宪及文学之职。叶李尤被赏识,被任为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这一时期,忽必烈已届垂暮之年,深居内宫,相臣常不得见帝,而因皇后南必奏事。忽必烈并且有意利用近侍充作耳目,察伺廷臣,以控制朝局。畏吾儿人桑哥(或作土蕃人),初依畏吾儿人脱烈[689],复师事国师胆巴,能通诸国语言,曾充西蕃译史。通过担任怯薛怯里马赤(通事)的脱烈及国师胆巴等的关系而得与忽必烈接近,逐渐得到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中,被任为总制院使。他好言财利事,正投合贪财嗜利的忽必烈的嗜欲,忽必烈遂有意于大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七月,忽必烈且委令时任总制使的桑哥草拟中书省臣的任命名单;“廷中有所建置,人才进退,桑哥咸与闻焉。”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忽必烈决定复设尚书省,以桑哥、铁木儿任尚书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为尚书右丞,叶李为尚书左丞,马绍、忻都为尚书参知政事,改中书六部为尚书六部,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这是一个色目人占绝对优势的内阁,南人叶李的作用也很突出,北方汉人仅马绍一人。十一月,桑哥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次年总制院改名为宣政院,仍由桑哥兼领。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中书省保留的对任命官吏时颁发宣敕的权力也并归尚书省,中书形同虚设,政府权力尽操在桑哥手中。
桑哥擅政四年,其主要活动为:
1.改行钞法。阿合马滥发交钞的结果,物重钞轻。至元十九年以后的几年间,这种趋势继续恶性发展。桑哥上台后,首先便改革钞法。至元二十四年三月,另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每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种钞币同时通行,“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依中统初制度,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凡政府赐予、饷军、赈济皆以中统钞为准。这种做法当然无补于钞值的稳定,而且恰恰相反,却造成钞额激增,币值猛跌。政府虽获益一时,终同于饮鸩止渴,人民却因此大受经济损失,蒙受痛苦。
2.经理钱谷。和阿合马一样,在这方面,桑哥的主要手段也是拘刷。他一上台便奉旨钩考中书省,穷加检核,共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中书省官员中,凡为桑哥所不满者,均被罗织而迫使引伏。他利用这一机会,将本无直接责任的参政杨居宽、郭佑二人无罪处死。平章麦术丁、参议王巨济等也引罪款服,王巨济从此改投于桑哥之门。桑哥出身本是喇嘛教弟子,发迹以后却“讳言师事胆巴而背之”,转而与色目人相勾结。杨居宽、郭佑是当时北方汉人的政治代表,桑哥与杨、郭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北方汉人儒臣与色目官僚斗争的继续。杨、郭的被杀,表明当时朝中的北方汉人儒臣集团已十分脆弱,根本无法与色目官僚相抗衡了。(www.xing528.com)
至元二十五年九月,桑哥又奏请设置征理司,专理追查钱谷,秩三品,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又以省、院、台官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等六省钱谷,湖广则委其亲信要束木。实行的结果,天下钱谷,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所在民不聊生,囹圄皆满。“民嫁妻卖女,殃及亲邻。维扬、钱唐,受祸最惨,无辜死者五百余人。”桑哥又大增商税和其他课程。至元二十六年腹里商税增为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茶税由每引五贯增高至十一贯。又创设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绵布征税,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他还在江南调查户口,清理田税,以利于增加剥削。
3.行泉府司的建立与会通河的开凿。至元十九年,朝廷以大都供给浩繁,而江南财货在北运途中水陆转载,劳费甚巨,伯颜于是请创行海运。经过几年的试行,至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朝廷鉴于海运已初见成效,乃任命朱清、张瑄并为海道运粮万户。桑哥主尚书省后,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并增置上海、福州二万户府,总共为四万户府,以任海上运输。海运粮的数字从至元二十四年的三十万石激增至至元二十七年的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这便大大缓和了大都食粮的供应。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桑哥又请开凿自安民山至临清的运河。翌年七月,河工告成,赐名为会通河,从此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又重新凿通,便利了南北方之间经济的交流。海运的实行与重凿大运河,在主观上固然是出于加大对江南财货的征括,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桑哥的专恣,比阿合马更有过之。一批佞倖之徒,还为桑哥立《王公辅政之碑》于尚书省门前,为他歌功颂德。他公然卖官鬻爵,“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一些蒙古权贵与近侍也对他的横豪产生不满,纷纷向忽必烈告发。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忽必烈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将他以沮抑台纲,棰监察御史诸罪下狱,籍没家赀,毁辅政碑。七月,桑哥及其妻党要束木、八吉由被处死。其党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也相继论死,但一些主要的从恶党羽沙不丁、乌马儿、杨琏真加、沙的、教化等则在忽必烈的包庇下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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