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小朝廷政治败坏，纸币发行引发统治内部矛盾，攻克临安成果

在强敌凭陵、襄樊失陷的严重时刻，偏安在江南的南宋小朝廷却日益腐朽，政治败坏。

宋理宗是一个“嗜欲既多，怠于政事”的昏庸君主。晚年阎妃怙宠乱政，与宦官董宋臣狼狈为奸，丁大全、马天骥等群小夤缘进用。董宋臣善于“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夺民田。引娼优入宫，招权纳贿，无所不至，人以董阎罗目之。”[633]丁大全以强横手段逐走右丞相董槐，旋即得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专恣横暴，道路以目。有人书写匿名帖于朝堂，说“阎（妃）、马（天骥）、丁（大全）当，国势将亡”。度宗赵禥嗣位。他是一个嗜酒成性，每日在宫中常以壶觞自随，尽日醺醉的酒徒[634]。贾似道从理宗朝即以外戚进用，开庆元年（1259年）率兵援鄂，却畏敌如虎，甘于放弃有利的战机，私自媾和纵敌。事后却匿议和、纳币之事，以“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欺骗朝廷。昏懦的理宗反认为他有再造之功，大行褒奖，以少傅、右丞相召还朝，从此专擅日甚，“言路断绝，威福肆行”。朝廷上比较正派的官僚都被他排斥一空，“吏争纳赂求美职，图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一时贪风大肆”。在襄阳围困已急的时刻，“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635]贾似道的昏暴统治，使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这一久已脓肿的机体爆发为最后的溃烂。

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史馆检阅黄震在轮对中尖锐地指出，南宋当时的大弊有四：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这个政权对老百姓的苛敛横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除政府的夏秋二税、身丁钱米，以及假和买、和籴等名目敛取于民的数目，较之北宋增加了五至七倍。之外，又创征经制钱、总制钱、月椿钱、版帐钱、田契钱、称提钱、折估钱、免行钱、麹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以及折纳牛皮、牛筋、牛钱等等名目达七十余种。甚至民有诉讼，两诉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636]真是敲骨吸髓，不留有余。即使如此，政府仍感财用匮乏。于是便大量发行纸币会子，每年一届。政府对滥发的会子无任何金银储备来保证币值，而却规定以新会子一来折收旧会子二。这样，陈陈相因，会子的发行数无限制地加多，币值则无底止地下跌，物价飞涨，百姓受害。官府又发明了预借来年两税的新花招；“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年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637]有的地方，在淳祐八年（1248年）便已经预借将来六年的税收。由于吏治腐败，百姓在交纳赋税时还要受地方官吏的另一层剥削。以纳米为例，他们私自增大斗斛，多收加耗；又以呈样、修仓、头脚钱、支俵费等名目横加勒索。因此，百姓往往必须用三石才能纳清一石。至于官吏们上下其手，借机敲诈，以及由此而招致的损折赔累犹未计算在内。凡此种种，都促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嘉熙四年（1240年），徐荣叟入对时说：“自楮币不通，物价倍长，而民始怨。自米运多阻，粒食孔艰，而民益怨。此见之京师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籴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贩者不问多寡，概遭黥徒；逋官课者不恤有无，动辄监系。囹圄充斥，率是干连；词讼追呼，莫非枝蔓。”[638]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豪强更乘机肆恶，土地兼并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良田腴地集中在少数豪富手中。他们有的且是田产亘于数路，租米岁入万石。地主对佃户的奴役野蛮横暴。佃客被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可以随田买卖；生男则为地主家奴，生女则为仆婢，婚姻嫁娶都受其干涉。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益趋尖锐。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史㳽远当政时期，便曾大括浙西围田及湖荡地为公田。田事所官吏乘机克剥，以致“一路骚然，怨嗟沸腾”。贾似道用刘良贵、吴势卿的献策，推行公田法。“以官品计顷，以品格计数，下两浙、江东、西和籴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政府置官田所领导推行。在推行中多以贬值的会子、度牒，甚至官吏告身准值。“民失实产而得虚诰，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民之破家失业者甚众。”这一做法直接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濒于解体。

这种主昏臣擅、内外矛盾尖锐的情况，反映在军事上是将官腐朽、军士疲弱，边防能力削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军将中的正派人物遭到谗毁、排陷，以致自毁长城。孟珙请求收降北方忠义，朝廷拒不接受，“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后病死于江陵。余玠遭丞相谢方叔的中伤去职，遂致暴卒。“孟珙卒则宋无京湖，余玠卒则宋无巴蜀”（张溥语）。一些卑鄙怯懦之徒则忌功嫉贤，勾结权相以固位。吕文德、范文虎（吕文德之婿）便都是内结贾似道，嫉忌李庭芝，直接导致襄阳长期受困，终至不守的罪人。当时南宋的兵力总计约七十余万，其中十分之二是老弱柔脆，可用者仅五十余万，战斗力也明显地较前下降。久经行阵的蒙古将军阿术，至元十一年（1274年）入觐忽必烈，其时，正逢元廷商议伐宋，长久难决。阿术进言说：“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足见其败亡之势，已非常明显。忽必烈于是下决心攻宋。在这种情势下，南宋的覆亡，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改上年所置的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以重势权。伯颜、史天泽并充荆湖行中书省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组成伐宋的主力军。另以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柄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分军进击。随后，为了有利于统一指挥，又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与东、西两川行枢密院的汪良臣、也速带儿等分任两翼，与中路主力军配合攻进。军力不足，复下令签军十万人。(www.xing528.com)

其年九月，行中书省以大军发襄阳，沿汉水顺流趋郢州。史天泽因老病不能成行，改由伯颜指挥。同时另遣唆都由枣阳进司空山，翟文彬由老鸦山出荆南，以分散宋师对汉水防线的兵力。

伯颜率兵逼郢州，宋军在郢州与汉江南岸的新郢之间，横铁縆锁江，战船密布，又植桩木水中，夹以炮弩，防守坚固，沿汉九郡，精锐皆集中于此。元军来攻，守将张士杰力拒，元军无法通过。伯颜于是由黄家湾破竹席地，将战船拖入藤湖，出唐港，复入汉江，置郢州于不顾，顺流直下，进破沙洋、新城。沙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力战被擒；新城守将边居谊与所部三千余壮烈牺牲。元军佯称将由汉口渡长江，诱使宋淮西制置使夏贵集兵汉阳防守，而潜于汉口开坝，引船进入沦河，径趋沙芜口，进入长江，围攻阳逻堡。并出其不意，自青山矶强渡长江，重创宋荆湖都统程鹏飞军。夏贵闻元军已渡江，急引军遁还庐州，阳逻堡遂陷。元军进围鄂州，知汉阳军王仪以汉阳降，权守张晏然以鄂州降。伯颜于是留左丞阿里海牙以兵四万分省于鄂，规取荆湖，自己则与阿术等沿长江水陆东下。宋知黄州陈奕、蕲州安抚使管景模，正在江州的兵部尚书吕师夔、知江州钱真孙、知南康军叶阊、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池州统制张林等都可耻地迎降。“时沿江诸郡，皆吕氏（文德）旧部曲，望风款附。”“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将吏，降走恐后。其降者或自言未赏赉；或又自言：己虽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己屋室奴婢资业，身先未降时，行营尝谓若纳款，俟下其地，悉见还。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许。可羞可恶之状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间有一二。”[639]

至元十二年正月，由正阳进军南下的阿答海，董文柄等与伯颜大军会合于安庆。元军的深入迫使宋丞相贾似道不得已亲自督师来御。他抽调诸路精兵十三万溯江迎敌，金帛辎重之舟，舳舻相接，百有余里。先遣宋京使元请和，伯颜则要求似道亲至元营。二月，两军相遇于丁家洲。宋步帅孙虎臣在元军的猛冲下，阵乱；夏贵原无斗志，这时不战而走。在鲁港亲将后军的贾似道惊愕失措，立即鸣金收兵。宋军大败溃走，被杀与溺死者无算。贾似道仓皇单舸走扬州。元军乘胜东下，知和州王喜降，驻建康的沿江制置使赵溍弃城走，权兵马司事徐王荣等降。接着，石祖军以镇江降，李世修以江阴降，戴之泰、王虎臣以常州降。与此同时，在荆汉上流方面，驻江陵的宋荆湖制置使朱禩孙、湖北制置使高达以江陵降。峡州、归州、澧州等处也相继出降。

江陵的取得大大地缓解了进军长江下游的元师侧后的威胁，但在淮东西基本上仍为宋有的情况下，沿江楔入的元军处境依然是险峻的。伯颜所部兵力总计不过二十万。它的深入立即暴露了“军力分散，调度不给”的弱点。加以军队利财剽杀，“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墟”，激起江南人民自发的反抗。因此，从夺取了建康之后，军事进展反出现“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的停滞局面。南宋地方的勤王之师，也应诏而起。只是因为淮西的夏贵、扬州的朱焕等实已先后与元通款，无意于积极抗敌，这才大大地减轻了元军受到的压力。但元朝本身，这时西北叛王活动增剧，迫使它在西北方面增兵，形成南北难于兼顾的困难局面。所以，忽必烈一再命令伯颜不可轻敌贪进。五月，忽必烈召伯颜返京，面议对策。鉴于南宋土崩瓦解之势已呈，伯颜坚决主张全力进攻，一鼓攻占临安。忽必烈采纳了这个计划。因其时右丞相安童已受任佐皇子那木罕巡边西北，乃以伯颜为中书右丞相，阿术为左丞相。在七月伯颜入觐期间，宋将张世杰、刘师勇、孙虎臣等大集舟师万余艘，次于焦山，与元军展开决战。然却被阿术、张弘范、董文柄、刘国杰诸军以火矢纵焚，几全军覆灭，宋人自是“不复能军”。九月，伯颜取道益都，会同淮东都元帅孛鲁欢攻克淮安城，进破宝应军，陷高邮，围扬州，返抵建康。伯颜于是部署诸将，留阿术经略淮东；分三路：阿剌罕领右军自广德出独松关；相威、董文柄率舟师循海入浙；伯颜自己督中军下常州，期会师临安。在上游方面，则令李恒、宋都带与吕师夔出江西；阿里海牙取湖广。元军在常州受到守将姚訔、陈炤、王安节等的拼死抵抗，最后，全城惨遭屠杀。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诸路迫近临安，宋廷的左丞相王㷍，右丞相章鑑等大官僚们纷纷弃职私逃，“朝中为之一空”。小皇帝恭宗赵㬎奉表出降。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益王昰、广王昺南走。二月，夏贵以淮西诸郡降元。

在鄂州失陷时，南宋朝廷诏天下勤王。知赣州文天祥在接到勤王诏后，便积极组织义师，进援临安。在临安危急，大官贵僚弃职私逃的严重时刻，文天祥力图组织抵抗，但他的计划一再受阻，终成泡影。宋廷任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前往伯颜军营谈判，被伯颜扣留，俘解北上。在镇江，文天祥乘夜逃脱，辗转自通州越海南逃，抵达温州，召集旧部，继续进行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