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伐宋的准备》：忽必烈统一全国、吞并南宋的军事布局

在忽必烈设纲陈纪，创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并稳定了元朝在华北、中原地区的统治的同时，又进行了吞并南宋、统一全国的军事准备。

中统二年（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因为受到吕文德等的忌刻与排陷，危不自保，乃率所属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附于元。忽必烈授任他为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至元四年（1267年），刘整入朝，向忽必烈献策说：“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这个卖国贼并进一步劝说忽必烈：“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意见，翌年，任命他与都元帅阿术督率诸军，对襄阳地区展开进攻方略。

当时，元朝与南宋相持在两淮、襄汉以至川中一线上。淮东多水网，深流巨寖，不利于蒙古骑士用兵。淮西据淮水，屯重兵，与淮东相呼应。川蜀地区，宋人凭一部分余玠所筑之山城顽强固守，元军也急切难于得手。相形之下，襄汉地区，像是千里长蛇的软中腹。襄阳、樊城孤立地暴露在前沿，容易受到攻击。如果元军攻下襄樊，长江中流的重镇鄂州就失去屏蔽。鄂州不守，南宋的千里江防就被从中路突破，首尾截为两段，川蜀与朝廷的联系遮断，向东则有顺江之势，南面的湖湘也门户洞开，所谓“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尝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631]。忽必烈正是看准了这一形势，因此在至元四年就逐步加紧对襄樊地区的围困。其年，他遣使至鄂州，以重宝贿宋宁武、保康军节度使吕文德，求在樊城外筑榷场，并请筑土城以保护货物，得到宋方的应允。元军乃筑土城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壁，又筑堡于白鹤。从此元军“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炽”。至元五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船五百艘付刘整。六月，阿术奏请：“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从之。”七月，在原设的河南、山东两统军司（中统三年创设，由亳州以西至钧州诸万户属河南；由宿州以东至宁海州诸万户属山东）之外，复立东西两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与都元帅阿术同议军事。又立河南屯田，以资军实。刘整于是在襄阳城东的白河口、鹿门山筑堡，以切断其与汉东地区的联系，断襄阳粮道。至元六年，忽必烈专门派遣史天泽与忽剌出董师襄阳。史天泽筑长围，起于万山，包有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络诸堡，断襄、樊樵苏之路，为久困之计。并筑新城于汉江之西，完成了对两城的合围圈。至元七年，又进一步收缩紧逼，筑环城以困襄阳，同时筑堡万山以断汉水西向的交通，立栅灌子滩以绝东流的通道。从此，水上交通也被封锁，襄、樊两城已成为元军强大包围圈中的孤城。(www.xing528.com)

南宋政府希图援救。宋咸淳四年（元至元五年、1268年），夏贵与范文虎奉命进援，失败而还。咸淳四年春，宋廷任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来援。但范文虎与贾似道勾结，拒绝配合进兵，李庭芝束手无策。咸淳七年中，宋军多次希图援救，都以失败退兵。咸淳八年，樊城外廓已被攻破，李庭芝为了与外援久绝的襄阳取得联系，遣民兵部辖张顺、张贵兄弟乘汉江水涨，自上流冲破元军的重重封锁，突入襄阳。张顺战死。张贵在顺流自围城东突中，又被元军追歼于龙尾洲。宋廷为援救襄樊的最后一次努力也终遭惨败。这年冬，忽必烈派从伊利汗国征调来的造炮能手木发里人阿老瓦丁、别马里思丹人亦思马因携其所制巨型投石机安置樊城城下，炮石重一百五十斤。“用力省而所击甚远”，“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据记载，成吉思汗时充炮水手元帅的燕人薛塔剌海，屡以炮战建功。其孙四家奴袭爵，“襄樊未下，四家奴立炮攻之，明年正月，襄阳守吕文焕降。”[632]可证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皆四家奴所部炮水手军。至元九年正月，樊城破，守将范天顺、牛富力战牺牲。困守襄阳的吕文焕兵败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