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蒙古统治下的广兴屯田和军粮解决

蒙古统治者在蒙古国前期，当然不懂得屯田的必要。1241年，张柔率军略地和州，师还，分遣部下将千人屯田于襄城。[611]1253年，忽必烈征云南途中，汪德臣入见，“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并从之”[612]。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在河南、凤翔诸地兴办屯田，都收到满意的效果。忽必烈即位以后，屯田制度开始普遍推广。

军士屯田系摘发所部军士充任，且耕且战。如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诏于孟州之东，黄河之北，南至八柳树、枯河、徐州等处进行屯田，由阿术、阿剌罕等所领士卒立屯耕种，并摘各万户所管汉军担任。又如至元七年以东征日本国，欲积粮饷，为进取之计，遂以王綧、洪茶丘、史枢等以所管高丽户二千人，另发中卫军二千人，合婆娑府、咸平府军各千人，于王京东宁府、凤州等十处，置立屯田，设经略司以领其事，每屯用军五百人。此类性质的屯田，几遍及东、西川、河南、山东等地，官给牛具种子，所收即以供给军粮。

为了准备在襄阳地区用兵进攻南宋，至元六年，征发南京、河南、归德诸路民二万余户，于唐、邓、申、裕等处立屯。受征发来的都是内地中产之家，远来充役。据王恽所奏：“去岁屯田子粒一百万石内，明该屯户收分”，“今体访得止收到稻谷又马料粟通计约四十余万石，其收分与民数目，至今不曾给付，使失业之民二万三千余户，往返千里，却于住贯般易糇粮，以供朝夕。贫者至啮食草木，陈告无所，以致往往逃窜，至有举屯全空者。”[613]朝廷于是在至元八年正月决定将征发来的百姓遣回本籍，改令州郡募民耕佃，又别签南阳诸色户计，立营田使司领之。据翌年七月河南省臣奏：“往岁徙民实边屯耕，以贫苦悉散还家。今唐、邓、蔡、息、徐、邳之民，爱其田庐，仍守故屯，愿以丝银准折输粮。”由此可见，徙民屯边的办法虽然停止了，但对这些地区农业的恢复，仍是有积极的一方面。(www.xing528.com)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又签发原在1259年南征之役中，由随州、鄂州所俘降的民户一千一百零七户前往中兴路，任朵儿只管领。朵儿只“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凡三载，赋额增倍”。[614]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屯田，不单只广泛分布在四川、江淮前线以及京畿南郊，而且远及于漠北与中亚。见于记载的就有和林屯田、怯绿涟河屯田、乞里吉思屯田、八答山（或谓即巴达哈伤）屯田等。屯田的广泛推行在解决军粮方面是有成绩的，它也为后来元廷在全国统一以后在全国大兴屯田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