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统到至元十一年之间，朝廷屡颁布禁令，严禁军人及势要之家，侵害桑稼。仅以中统三年时，李璮叛乱发生为例：正月，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三月，谕诸路管民官：毋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四月，诏安辑徐、邳民。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诏河东两路并平阳、太原路达鲁花赤及兵民官，抚安军民，各安生业，毋失岁计。五月，诏撒吉思安抚益都路百姓，各务农功，仍禁蒙古、汉军剽掠。六月，申严军官及兵伍扰民之禁。十月，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诏禁京畿畋猎。这些，对于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好处的。对军队强取民田为牧地的行为，忽必烈也屡加纠正。中统四年（1263年）七月，诏南面军事的高级指挥官阿术（兀良哈台子）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诏还其民。忽必烈本人，当至元元年四月御苑官南家带请修建驻跸凉楼并扩大牧地时，他也从顾恤民力出发，诏凉楼俟农隙兴造，牧地则分给农之无田者。
对投下人户，忽必烈也在调整五户丝制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封主的限制。中统二年六月，禁诸王擅遣使招民及征私钱。至元元年八月，颁行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及北京三处行省条格，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斡脱。在至元元年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的同时，所有汉人军将的封邑人户都改隶民籍。对一些有少数封户的蒙古军官，也不再任其单独设官管理，而改归州县，封主依例领支应得之五户丝数。这些都有利于投下人户各安生业，减少侵扰之苦。此外，如限制高利贷，规定“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至元六年九月）赈济灾民，官赎俘户为民等等措施，也对苏民困而利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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