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早从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鉴于“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特命国师，吐蕃萨斯迦派喇嘛八思巴、畏吾儿人文书奴等创制蒙古新字。在此之前，蒙古通行由塔塔统阿所创行的畏吾儿蒙古文，而对其他民族则分别使用这些民族的文字，如汉文、契丹文、女真文、畏吾儿文以及波斯文等。这种情况不利于忽必烈的统治。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字以万计，而不足以括天下之声，有声而无字者甚多”[594]，譬如：蒙古语中的q音，汉语就无法转写。忽必烈因此迫切要求制成一种新的文字，俾能“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天下同文，以达到更直接和有效地行使政令，巩固政权。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595]习惯上，我们称这种文字为八思巴字。它是由藏文字母衍化而成的拼音字，方体，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行。共有四十多个字母，既用以拼写蒙语，也拼写汉语。字母基本通用，但有些字母在拼写蒙语和汉语时，代表的音值却不同。为了推广，其年七月，在诸路设立了蒙古字学，翌年，设蒙古字学教授。至元八年正月，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作为教本。并规定自后省部台诸印信及所颁发的铺马札子并用蒙古字，省部台院凡有奏目用蒙古字书写。仍禁将蒙古字称作“新字”。有元一代，八思巴蒙古字始终规定为官方文字，但实际上却很难于在民间通行。
但它作为试图以书同文的手段来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意义和制作汉语拼音字的一次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今天，它对研究古蒙古语音和汉语中古音韵也是极重要的材料。(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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