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平定李璮叛乱，解除北方压力

1261年冬昔木土脑儿之战后，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双方军队仍在草原边缘对峙的时候，忽必烈的后方传来了山东行省李璮称叛的消息。

李璮是李全的儿子（或谓养子）。1230年李全在叛扰南宋的战争中败死，李璮袭领益都行省，仍得专制所属。李璮对蒙古统治者外示臣服，实则割据山东，心怀观望，投机在宋蒙的对抗之间，发展个人势力。1258年，蒙哥南伐，征兵于李璮，李璮以“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由，拒不发兵。忽必烈即位后，李璮加紧暗中军事准备：增固益都城防，广储刍粟，又擅自大量截留山东盐课和赋税，市马于诸路；在他的辖区内自行涟水会子。他利用夸大边警的办法，“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575]。对于李璮的居心叵测，不少人都已明显觉察，并向忽必烈提出警告。但当时忽必烈正倾全力对付北面的阿里不哥，无力兼顾。因此，他不惜以高官厚赏来进行安抚，以换取后方的暂时安定。1260年六月，加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其后又累赐金银符，允许他领益都路盐课。当时的李璮，手中掌握一支五万久经战斗的精兵，在朝中有他的姻翁王文统担任忽必烈的中书平章政事并受到特殊的倚重。他又娶塔察儿国王之妹为妻，还有一个儿子充平州总管。[576]他且与山东、河北的汉人世侯军阀声问相通，对元朝政府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

1261年末，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鏖战，胜负难分之际，李璮决定乘机称叛。1262年正月，在朝充质子的李璮子彦简乘私驿亡归。李璮即遣使于南宋，献涟、海三城，请求宋军配合支援。二月三日他匆匆举事，歼除蒙古士兵，自海州乘舰，回师益都。南宋加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但是对他并不信任，也无意采取行动，积极支援。李璮在初八日入据益都，立即发兵济南，并传檄于山东、河北，号召诸地方汉人世侯、共同反抗。“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可见他早已丧失人民的支持。在地方军将官吏中，响应者亦寥寥无几，也表明这个变诈无常的军阀在河北、山东的汉人世侯中并没有号召力。二十六日，李璮虽已顺利进据济南，但它其实只是据城坐困的一支孤军。他原来最大的赌注是押在忽必烈倾全力应付阿里不哥，无力南顾这一如意算盘上。却不料正在这时，阿里不哥正主动放弃和林，转旆西征背叛了他的阿鲁忽。这就及时地解除了忽必烈在北方的压力，使他有可能调转兵锋，全力来镇压李璮的叛乱。

忽必烈在二月二十日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进行征讨，以不只儿、赵璧行省山东，配合行动。又命河北诸县皆藉军守城；兵员不足，则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答失蛮（伊斯兰教徒）等户为兵。三月十七日，阿术、史枢率军败李璮军于老鸧口，李璮退守济南城。四月，忽必烈军竖栅凿堑，把李璮牢牢地围困在城内。忽必烈增派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诏诸将皆受节度。七月，城中粮尽，全军解体。李璮穷蹙投大明湖自尽，不死，被俘获。史天泽以“宜即诛之，以安人心”为由，即军前处死。叛乱很快平定。

叛乱发生后，王文统首先受到追究。在搜获到的王文统与李璮书信中，有“期甲子语”。忽必烈问这是什么意思。王文统回答说：李璮久蓄反心，我建议他甲子（1264年）再举事，是姑缓其反期。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坐与李璮同谋伏诛。(www.xing528.com)

在追查叛谋中还发现受封为济南公的张荣的儿子、邳州路行军万户张邦直曾经附叛；安肃公张柔的儿子弘略以及曾任大名彰德路宣抚使（中统三年二月改任大名宣慰司）的游显等都与李璮有书信交通。史天泽在俘获李璮后，不审判，不献俘，以安人心为由，匆忙将他处死，也显然有擅诛灭口之嫌。忽必烈对于他们过去的表现都予以曲法优容，不加追究。赦文宣布：所有“知情胁从诖误”者并皆原免。[577]同时却因势利导，迫使这批世侯军阀们交出由家族世袭、子侄包揽的地方军民权力。

阿里不哥的降服与李璮叛乱的被镇压在中统初元政权建设中，都是具有影响深远的大事。至少从蒙哥时期，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蒙古统治者中已存在改行汉法与保守旧俗这两条对立政治路线的斗争。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其必采行汉法，不单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必然，同时也是保住与巩固他们在内地的统治的必要。这样做对当时中国社会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而是进步的。忽必烈正就是当时蒙古贵族中进步势力的代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汗位争夺战中，双方所依赖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政治路线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这次战争的性质与单纯的黄金氏族内汗位争夺已不一样。它本质上是以忽必烈代表的进步路线与蒙哥一派的保守路线的斗争。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胜利，使他有可能摆脱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牵制，放手变通祖制，采行汉法。因此，它实质是进步路线的胜利。

构成新王朝主要威胁的除阿里不哥所代表的蒙古守旧势力外，便是金元之际长期盘据在山东、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军阀。他们尽揽地方权力，世代相传，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他们是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不解决他们的问题，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就不可能建成，更谈不上什么新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李璮叛乱的平复给忽必烈提供了彻底解决这一批世侯的有利时机。忽必烈因势利导，从根本上排除了汉人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从而为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的顺利建成，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