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2年，张德辉与元好问往觐忽必烈，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欣然接受。张德辉又奏请遵照窝阔台时期考选儒士的规定，蠲免儒户的赋役负担，忽必烈也慨然应允。同年二月和六月，忽必烈两令魏祥卿、杨惟中传达令旨，责令燕京等处行中书省断事官牙老瓦赤等修复燕京孔庙；翌年，又令担任燕京路都总管的赛典赤赡思丁负责修缮，使文庙建筑焕然一新。先时，燕京庙学把持在全真道手中，蒙哥即谕令道士付还庙产，交儒士主领。1254年，道士复图占夺。忽必烈两颁令旨，支持儒士，表示“已后我与你每做主”，“秀才每有的公事言语，你休怕，我根底奏将来者”[522]。以此对儒士进行拉拢。从此，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在汉人儒士中传布开来。儒士们寄希望于他，若“大旱之望云霓”，并且交相荐引，投附到他的藩府来。陆续来附的人有北方的第一代程朱理学宗师许衡以及郝经、商挺、王磐、宋子贞、徐世隆、刘肃、李昶、张易、王恂、李德辉、赵良弼等。他们或者侍从王府，讲经论道，参谋咨议；或为忽必烈诸子讲经；或分任地方的要务。一些汉人军将、官僚，如史天泽、董文柄（董俊子）、杨惟中、张柔等也都倾心归属。其中特别是董文柄一家，籍真定，任藁城令。真定是拖雷的封邑。根据蒙古制度，“凡守亲王分地者，一子当备宿卫”[523]。1250年，唆鲁禾帖尼令选真定官绅子弟充侍卫，于是董文用从其兄文柄至和林，谒唆鲁禾帖尼，留充忽必烈之必阇赤。1252年，其弟文忠亦入侍藩邸。由于董氏原是拖雷系的属民，有密切的依附关系，因此，董氏一门一直受到忽必烈的特别重视与信任。
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显示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华北汉人地主阶级儒生文士间的政治结合已经初步建立。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成铺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准备了必需的官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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