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颁布与司法机构建立|元史

在原始氏族制社会里，社会秩序是依靠世代相沿的习惯法（yusun约速）来维持的。随着阶级分化的出现，氏族制度崩溃了，旧有的观念形态、行为准则都动摇了，过时了。统治阶级为了安定秩序、巩固统治，就有必要照依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来强制人们奉行。成吉思汗就曾指出：“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306]这正表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制定法律的迫切性。早从1203年成吉思汗消灭了王罕后，便“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307]。《史集》也记成吉思汗在即汗位之先，“订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308]（yāsāqhā＞jasaq札撒）。其后，在出征花剌子模前，成吉思汗又举行了忽里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309]。西征结束后，他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310]然后把所有这些法令集中起来，缮写成册，成为著名的成吉思汗札撒或大札撒、札撒大典。[311]

札撒事实上包括经过他认可的旧有的习惯法（约速）、由成吉思汗所颁行的法令（札撒）与成吉思汗的圣谕（必里格）。当时谈不上什么系统的编纂，可能有的书面记录也难免零乱不全，即使这些零编断简后来也多失载。只是在埃及史家马克利齐（Taqiad-Din Ahmad al-Maqlizi，1364—1441）的《埃及志》中部分地得以保存，但也很难认为其中的条文都是本来的面目。此外，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和一些汉文史籍里也零碎地有所保存。根据元人的记载，在元宫廷的档案库金柜里，确实保存有成吉思汗札撒。柯九思《宫词》：“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所秩，勋贵先陈祖训严。”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312]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亦载：“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313]所谓“祖训”、“宝训”，指的就是成吉思汗札撒中的必里格部分。

成吉思汗札撒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至高无上的汗权，二是对人民镇压的残酷。无论是必里格、札撒以及以法律形式确定下的约速，都是经过口含天宪的大汗，根据其个人的意志与需要而决定的。术外尼形象地说：“依据自己的想法，他（成吉思汗）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他废除了那些蒙古各族一直奉行、在他们当中得到承认的陋俗；然后他制定从理性观点看值得称赞的法规。”[314]法律肯定大汗是长生天意志的代言者。最高权力集中于大汗一身，诸王贵族皆不得称汗。所有大小臣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札撒，像牛犊一样驯顺服从。在刑罚中经常使用的是死刑。发现逃亡之奴隶或逃跑之俘虏而不将其交还所有人者，处死刑。未得许可擅与俘虏衣服或食物者，处死刑。擅自离开所属之百户、千户外迁者，处死刑；收容者也要受到严惩。围猎中稍有错失，纵逸野兽者，有时也被处以极刑。盗马者，罚偿马九匹，无马则以其子代之；无子则“应如杀羊般将他斩杀”。说谎者亦处死刑。此外一些本不构成死罪的轻犯，以及在生活中禁忌的触犯者，如触及门阀，在水或灰中便溺等，也都处以死刑，充分表现了当时法律落后的残忍性。[315]不同的阶级在刑法上的待遇也是不平等的。一些勋贵大臣经过成吉思汗的特许，可以九次免罪。对于成吉思汗同族的贵胄，“若有人违犯已确立的札撒、初次违犯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犯者，可按必里格处罚。第三次违犯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术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带上镣铐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作出决定来处理他。”[316]这里充分体现了札撒的阶级性。(www.xing528.com)

早在建国以前，成吉思汗便以别里古台“整治斗殴盗贼等事”（asa, atkärä，ür-iqulaqaiqudulüyilätän-iarqulatuqai整治了斗殴的行盗谎勾当有的每行教断者）。[317]建国以后，成吉思汗特任失吉忽秃忽为扎鲁花赤（arqui断事官），说：“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已后不许诸人更改。”[318]扎鲁花赤负责所有诸王、驸马、各怯薛歹、各爱马（aimaq部）蒙古、色目人等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刑政之事。[319]剌失德丁记述失吉忽秃忽“决狱公正，给过犯人很多帮助和恩惠”。“无论在蒙古斯坦或〔其所属〕各地区境内，他的〔断案的〕方式方法的原则，奠定了判决的基础。”[320]可知他在刑法制度的建设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根据成吉思汗的指示：于怯薛歹中派人与失吉忽秃忽一同断事。[321]显然，怯薛歹在这里是以大汗派出的代表来参预司法工作的。这便是元朝怯薛参预朝政（包括最高行政、军事与司法机关）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