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对蒙古草原的统治及辽政府对草原诸部的控制

回纥汗国崩溃后，蒙古草原上一度出现契丹和鞑靼互争雄长的局面。

关于鞑靼，最早见于鄂尔浑突厥碑文，作Tatar，汉籍中有达怛、达靼、塔坦、达打、挞笪、塔塔儿等异译。《辽史》中通常作阻卜，《金史》作靻䪁，它们可能是契丹语对鞑靼的称呼。关于鞑靼的族属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通行的说法是属室韦的一支。不过，把室韦与鞑靼连读或互称的记载，仅见于仍有争议的两例。[35]而两宋人的著作，则几乎都肯定鞑靼乃是靺鞨的别种，也就是出自通古斯人。考这一说法最早的持论者，是北宋初人宋白。《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勃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稍后的欧阳修，在《五代史记·达靼传》中，亦谓：“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勃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其后，南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黄震（《古今纪要逸编》）诸家，皆循此说而无异词。宋白，《宋史·文苑传》有传，字太素，大名人，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举进士第。宋太宗时，曾预修《太祖实录》，且以史馆编修纂修《文苑英华》，又奉敕编行《续通典》。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死，年七十七。[36]他的履仕说明他绝不是不通史事、昧于掌故的人。他出生在后唐亡国之年。李克用初兴时，与达靼关系十分密切；与建后唐的从龙之士，当亦不乏达靼部人。如白奉进之父，名达子，显系达靼人无疑。故仕于后唐的达靼新贵，宋白纵不及亲见，然与其父执则实同时。宋白和他的同时代北方人，对达靼是并不完全陌生的。达靼系靺鞨别部之说，自非道听之游谈可比。博雅如欧阳修亦采此说，足见它绝不是宋白个人无据的私言。当然，宋白的说法也有懈可击。譬如，他不知道早在唐前期蒙古草原上已有九姓达靼的活动；语讹而致谓靺鞨为达靼亦难取信于人。然达靼在种属上是靺鞨，诸家言之凿凿，要驳倒它是必需有足够根据的。

鞑靼人的原来居地在哪里？九姓鞑靼（Toquz-Tatar）与卅姓鞑靼（Otuz-Tatar）什么时候、采什么途径先后进入蒙古草原？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唐后期已成为草原上的一个强大势力。《史集》说：塔塔儿（鞑靼）“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儿〔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37]可见，这个时期的鞑靼，其所包含的民族成分，已远超过原来的通古斯成分。也可以肯定，这时已有大量的东胡及突厥成分融合了进来。他们一直不曾建成统一的政权。在辽代，达靼“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38]。

916年，契丹族的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天赞三年（924年），辽太祖阿保机在先后攻破乌古和奚、室韦等部族后，大举亲征漠北，在古回鹘所都之处，勒石纪功，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等文字为铭。由此而复遣兵西逾流沙。于是，草原上的鞑靼诸部尽皆臣服。辽迁一部分阻卜（鞑靼）内置三部，以捍卫西北。当时蒙古草原上诸部的分布情况大概是：在呼伦池以西、克鲁伦河下流有乌古部。西是其姊妹部族敌烈八部。辽为置节度使或详稳统之，后期复置乌古敌烈统军司总领。大兴安岭北段有大黄室韦、小黄室韦部落。克鲁伦河上流，乃至大同沿边塞外，散布着西阻卜国、北阻卜国、西北阻卜国及术不姑国等部，辽为各置大王府，就以诸部酋领为夷离堇、惕隐、节度使，有的并加封王、大王、太尉等爵号；或任命充诸部长，以为藩属。辽还专门设立沙漠府，以控制沙漠之北，下辖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部族衙，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统军司、倒塌岭衙、镇抚鞑靼蒙古迪烈诸军等机构。[39]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皇太妃萧氏与骁将萧挞凛受命征抚西边，“拓地既远，降伏亦众”。二十一年（1003年），辽在回纥旧地修建可敦城，设为镇州，军号建安。随即建置了维州刺史、防州刺史，选诸部二万余骑充屯军戍守，专以捍卫阻卜、室韦、乌古与敌烈诸部。并把渤海、女真、汉人七百余家流配于三州之地。至此，辽对蒙古诸部的控制一度有所增强。辽政府对草原诸部的勒索是沉重的。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年），阻卜献马、驼二万。足见其负担之重。此外，辽的边吏复倚势克剥，往往使诸部民无法忍受，因此，他们多次举行反叛。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爆发的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的叛乱。叛部大败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所统之二室韦、六院部特满及诸群牧、诸宫分等军，沿边诸部乘机尽叛。辽改任耶律挞不也代何鲁扫古。磨古斯设计诈降，挞不也轻信无备，被劫杀于镇州城西南。辽于是遣知北院枢密使耶律斡特剌等率大军征讨，直到寿昌六年（1100年）始擒获磨古斯，斩首以徇，大规模的叛乱始告平息。为了防范与镇压草原诸部，辽一直在北边维持一支耗费巨大的防卫力量。镇州可敦城等三城建置之后，边地扩展了，防卫也相应空虚，诸部乘机钞掠的事，更容易发生。辽对此讨之则路远费重而难至，增戍则馈饷不给，国库难支，因此越来越疲于应付。边民的负担也愈益增重。“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40]因此，辽圣宗的开边，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对草原的控制已难以继续。故在讨平磨古斯叛乱的同时，便于寿昌二年（1096年），辽政府徙乌古、敌烈部于乌纳水，以扼北边之冲；四年复徙阻卜贫民于山前，以收缩北边的防御线。从此，辽对草原诸部的控制已呈鞭长莫及之势。

在辽代，蒙古部的确切情况，我们已不很清楚。在《辽史》里，惟《道宗纪》太康十年（1084年）有二月“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远萌古国遣使来贡”的记载。洪皓《松漠纪闻》引《契丹事迹》一书，谓盲骨子即朦古国，亦即《唐书》所记之蒙兀部。《契丹事迹》一书，不知撰人姓名，久佚，似为北宋时人所作。成于南宋时的王栐所著《燕翼诒谋录》里记载：“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41]有关此次纂修《大宋四夷述职图》的情况，具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权判鸿胪寺、刑部郎中、直史馆张复上言：请纂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后朝贡诸国，缋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上以表圣主之怀柔，下以备史臣之广记。从之。及复以图来上，上曰：二圣已来，四裔朝贡无虚岁，何但此也。乃诏礼仪院增修焉。”（原注：增修乃明年四月乙亥，今并书。）《四夷述职图》今佚，已难考其详。然王栐所记北宋初典故，自序谓：“无非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他特别声明他所引用资料的可靠性。“凡我同志，讥其妄论则可，以为缪误则不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胪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粲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42]。由此看来，王栐所记蒙国曾入贡于北宋当属可信。[43]北宋与蒙古既有直接朝贡关系，则北宋人对蒙古必然有所了解。这些材料，大概主要便是保存在南宋叶隆礼所纂辑的《契丹国志》一书中者。该书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在历叙契丹北边的铁离、靺鞨之后，说：“正北至蒙古里国，无君长所管，亦无耕种，以弋猎为业，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余里。”在蒙古之后，紧接着便叙于厥国（乌古）。根据乌古的居地在克鲁伦河下流来推测，此部蒙古正如该书所载《契丹地理之图》所示，应居呼伦池北一带，可与《辽史》所记之萌古国相当。它基本上已是一个营畜牧的游牧民。至于在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森林与蒙古草原相接的一线地带，南接乌古、敌烈、阻卜，而不与辽直接相邻者，则可与《辽史》所载之远萌古国相当。又一部分蒙古人，已开始进居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与土兀拉河）源流之地。《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朵奔篾儿干诸子降服一支兀良哈氏族的故事，可能就是蒙古部进驻这一地区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反映。[44]

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七世祖篾年土敦之寡妻莫拏伦，已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富。她的营地（maqām）和禹儿惕（yurt，突厥语，意为营盘）在名为讷思—额儿乞与忽黑亦—昔牙黑的地方，[45]它的南面沿克鲁伦河北岸住牧的是扎剌亦儿人。此部在《辽史》里作阻卜扎剌部，属阻卜国大王府所辖。辽军在一次征讨中给了扎剌亦儿人一次沉重的打击，全部七万帐部众中仅七十帐得予幸免。他们狼狈北逃，途经莫拏伦的牧地，为了争夺生资，双方发生冲突。莫拏伦一家，除幼子纳臣与另一个弱孙海都之外，全遭杀害。莫拏伦时代，约当辽的后期。其后，莫拏伦之孙海都势力开始强大，据有贝加尔湖以东的八剌忽真（今巴尔忽真河流域）之地，“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46]海都征服了扎剌亦儿部残众，“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做了莫拏伦的儿子（据《元朝秘史》当作孙）海都的奴隶。扎剌亦儿人让某些被杀者的子女保持了俘虏的身份，成为他们的家庭奴隶（bandeh-ikhānadān）。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个扎剌亦儿部落一直是斡脱古—孛斡勒（ötögü-bo, ol意为世仆），并被遗留给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兀鲁黑（uruq宗族、同族）。”[47](www.xing528.com)

辽的统治对蒙古草原的社会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东蒙古地区的开发。早期的契丹族，在汉族的影响下，虽已经营少量农耕，出现了铁冶及商业交换，但基本上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辽兴，阿保机和他的后继者们不断向汉地、渤海发动侵掠，把大批汉人、渤海人等强制迁入辽西地区。为了使俘人安其生业，减少反抗和逃亡，契丹统治者多采依其旧贯团聚，置州县以居之，州县的名字仍沿用他们旧贯的名称。这样做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于是，在松漠地区就出现了契丹与汉、渤海人交相杂处，定居农业与多种手工业、商业一时俱兴的繁荣局面。如“西楼（即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48]滦州人民苦刘守光之暴政，“不得已而归于北虏，会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师、三都，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县邑犹不改望都、安喜之名。”[49]上京临潢县是天赞初阿保机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名，户三千五百。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地，阿保机迁其人于上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阿保机迁其人于上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户二千。[50]类似的州县，史籍上有名可考的多达四十余处。此外，贵族们又各以所俘建置头下州军。如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建壕州，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原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建福州，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顺州。[51]次于头下州者为军、县、城、堡。这些采地的民户主要便是利用俘虏来的汉、渤海等人民组建成的。这种树城廓、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的政策，对辽的强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辽代“胡汉分治”的国策初步奠定了规模，同时也使辽所属的东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城镇建设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全面的、空前的发展。这对于契丹社会的进步和东蒙古地区的开发，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是漠北地区的城镇建设与垦种。早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政府就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为农田”。又“诏以谐里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52]这是在蒙古高原东部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垦种的最早尝试。在漠北地区，契丹之前，匈奴、突厥和回纥都曾在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进行过小规模的城镇建设，但都难于维持，很快便泯灭。辽为了巩固对蒙古草原的统治，在沿克鲁伦河至古回纥城一线筑边防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据《辽史·地理志·边防城》所载有镇州可敦城、维州、防州、招州、皮被河城、塔懒主城、静边城等，用以控驭室韦、乌古、敌烈、阻卜诸部族。政府在这些新建的草原城镇屯兵实民，被迁发来的多为汉人、女真人。辽在克鲁伦河及镇州等地的屯种，无论就其规模和它所取得的成绩方面，都是相当可观的。道宗时，“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53]辽代漠北地区城居、农种较大规模的出现，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是汉、契丹与蒙古草原诸部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于辽本身就是一个由游牧民所建立的王朝，因此，它与蒙古草原诸部的联系更为密切，影响也更为直接。辽对漠北诸部的统治，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过程里，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积极提倡同诸部之间的贸易交换。铁离、靺鞨、乌古等部以其土产如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马驼及毳罽等物来与辽交易者，道路繈属。这无疑有利于草原诸部社会经济的发展。辽统治时期，在东北和北方民族的融合历程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许多民族相继融合于契丹；室韦、奚、吐谷浑等古老的民族相继从文献中消失。汉文化也通过契丹为中介，在东北和北方深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