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鲜卑：元史记载乌桓历史、活动范围、与鲜卑关系

乌桓属东胡的一支。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汉初，匈奴冒顿攻灭东胡，其一部分余众走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乌桓山在哪里？说法纷纭。考《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下属有“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属内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乌丸即乌桓之异书，古代桓丸同音。这是关于乌桓山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此乌州之位置，虽《辽史》所记不详，然同时期乌桓遗种之居地，《旧唐书·室韦传》犹斑斑可考。其中记载：“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又：“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峱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又同书《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那河即嫩江。乌罗护之西邻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居啜河之南，啜河即今绰尔河。前引之峱越河，约可以雅鲁河当之。然则此乌丸人之居地，当在今内蒙古布哈特境内。前人所考，恐皆失之于偏南。[7]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乌桓是匈奴的属部，每年向匈奴统治者输纳牛、马、羊皮充岁贡，过期不纳，辄没其妻子充奴婢。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将大军伐匈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亦即古东胡之旧地，为汉侦伺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以领之。乌桓恒依违于西汉与匈奴统治者之间，叛服不常。东汉光武帝时，乌桓转盛，西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乌桓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附汉，汉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迁居塞内，布列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为汉侦备，以防匈奴、鲜卑。但它亦常与匈奴、鲜卑勾结，钞掠边地。东汉末，乌桓势力复兴，辽西、辽东属国及右北平诸乌桓大人率各自称王，而以蹋顿为总摄，始置千夫长、百夫长部伍其众。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蹋顿于柳城，大破其众，并将其余部及幽州、并州所统之乌桓万余落，尽徙居内地。这些人此后与汉人融合。

据记载：乌桓善骑射，随水草游牧，迁徙无常。庐帐门朝东。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伴塞而居的乌桓人，已有粗放的农业。其地宜青穄、东墙。东墙是一种形如蓬草，实如穄子的植物，十月间成熟。乌桓人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糵。其所食之米皆仰给汉地。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韦作文绣，织缕。居常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如汉人之箇步摇。其俗“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足见其母权制残余仍十分严重。他们推举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并不世袭。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婚姻先将女子掠归，待半岁或百日后，再遣人致送牛、马、羊畜，以为聘礼。婿随妻归，妻方居一二年，充其仆役，于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然后妻家为置居处财物以为嫁妆遣还。父兄死，子弟可收其后母或寡嫂为妻。人死殓以棺，葬则歌舞相送，并以彩绳系肥犬，连同死者所乘之马匹、衣物、服饰，皆烧以送之。其意“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8]。《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引《魏书》对这种仪式作了详细的描叙：“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马长寿注意到这种风俗是“乌桓人怕死者灵魂回不到原始家乡，所以延请萨满诵指路经，使死魂经历险阻，归至赤山，中间勿被横鬼遮断道路。并以一犬牵之，说明他们的祖先原初就是坐着犬拉的雪橇到草原的东南部的。”[9]这确是很耐人寻味的推测。可以补充的是，在殉葬物中突出犬、马，说明他们原是一种狩猎民，而且似乎是不养羊的。

鲜卑也是出自东胡的一个分支。《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把鲜卑托源于黄帝，当然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对史学家来说，历来感兴趣的是大鲜卑山的位置问题。同书《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1981年，米文平经过实地勘察，发表了《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10]，终于揭开了这个长期来引人瞩目的历史之谜，确证了《魏书》所记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石庙，位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所属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峰东麓之嘎仙洞（北纬50°38′，东经123°36′）。这就为我们证明所谓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顶峰，“幽都”便是指大兴安岭北段的广漠林海雪原。这里的鲜卑人，是一种森林狩猎民，当时仍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先民。(www.xing528.com)

拓跋鲜卑之外，在大兴安岭的南段，与乌桓同时活动在代北以至辽东边外的，还有一种鲜卑人。他们早从东汉或更古的时候起便已见诸汉籍。《晋书·慕容廆传》：“慕容廆，字弈洛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此鲜卑山据诸书所载，一在柳城东南，一在棘城之东。[11]它们都有一定的根据。但究竟是那里的山以族得名，还是族以山得名，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大兴安岭北段就还有一座大鲜卑山。而且，王忱《魏书》是把其人“别保鲜卑山，因号焉”的记载，放在“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一段之前分别叙述的[12]。这就说明，鲜卑之名，早在被冒顿所破之前就有了。分散在辽东、代北边外的东部鲜卑，很可能同是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分衍南迁的。

至于构成拓跋鲜卑的一支，其南迁的时代则要比东部鲜卑晚得多。《魏书·序纪》记其远祖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马长寿推定：此推寅活动的年代当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公元25—55年）年间；所谓大泽，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13]这种低湿的草原地对一个原以狩猎为主的森林民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又八传而至诘汾，亦号为“推寅”（鲜卑语钻研之意），在神人之指示下，又开始率部南迁，“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诘汾统治时期，正是匈奴亡败，东部鲜卑檀石槐勃兴时期。檀石槐建汗廷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南掠汉地，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他分其境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其所置大帅中有日律推演（或作曰律推演）者，即上述之第二代推寅诘汾无疑。可见诘汾的南迁，正是和檀石槐的扩张这一形势相联系的。所谓“匈奴故地”，马长寿认为当指匈奴单于祖先发迹之所的漠南五原郡内（《乌桓与鲜卑》第243页注（一））。然《晋书·秃发乌孤传》：“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秃发乌孤》所记亦同。可证拓跋氏在诘汾、力微统治时期，据地是在漠北。所谓匈奴故地，乃指单于龙庭而言。力微灭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神元三十九年（258年），力微始迁于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八传而至什翼犍，始置百官，建年号，称代王，移都云中之盛乐宫，筑盛乐城。其孙拓跋珪重建代国，改称魏王，创建了北魏王朝，统一了北半个中国。

鲜卑的风俗语言同于乌桓。在辽东、西的鲜卑人，常以春秋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拓跋鲜卑披发左衽，故被称为“索头”。鲜卑语厨名阿真，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台中乘驿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14]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沈曾植早就指出：鲜卑语与蒙古语相去无几。[15]法国卓越的汉学家伯希和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6]上录诸鲜卑语词都有一个后缀“真”，正相当于蒙古语词的后缀-in，在元人的汉语音译中通作“臣”或“赤”（蒙古语中字尾-n往往脱落，故读作i），其意即执其事之人，相当于汉语的“者”。蒙古语中司文书者作必阇赤（bitiki），站驿人员作站赤（jami），这同鲜卑语的“比德真”、“咸真”读音几乎完全相同。鲜卑语“处可寒”，犹汉语言“尔官家”，蒙古语中第二人称“你”亦读作i。鲜卑语称兄为阿干[17]，蒙古语亦作aqa。这都说明，鲜卑语同蒙古语确有共同的祖源。拓跋珪营平城，在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又于宫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18]说明拓跋鲜卑尚白色，与蒙古相同。辽东鲜卑大人投鹿侯外出从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檀石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其妻告曰：“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19]这与蒙古传说中的阿兰豁阿感神光而生孛端察儿，其后裔繁衍为蒙古尼伦部的神话，不无类似。当然，南迁后的鲜卑诸部，由于大批匈奴人被吸收进来，因之在文化上必然受匈奴的影响。随着与汉人交往密切，他们的汉化程度也愈来愈高。迁入中原的鲜卑人，最后都融合在汉人之中。从辽地鲜卑人中则分衍出来库莫奚与契丹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