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是苏州嘉兴人，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其官场生涯最明显的特点是频频给皇帝上书或在皇帝面前论述时政得失，犹如唐太宗时代的魏征，时人比之为汉代政论家贾谊。
但是他比贾谊要幸运得多，18岁考中进士，进入政界，27岁就成为清高显要的翰林学士，此时正当唐德宗继位不久、藩镇叛乱肇兴之始。从此以后，他深得唐德宗信任，直到42岁遭排斥被贬忠州（今重庆忠县）。所以，他有条件尽己所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像贾谊，刚刚启口便被贬逐，只能将政论留与后世。
陆贽前后上疏近百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都有论述，其中不乏至今仍然闪光的政治与军事方略。
早在陆贽初任渭南县尉时，便趁德宗派出黜陟使巡行天下的机会，对黜陟使提出“以五术巡省风俗，八计观察吏治，三科选拔俊义，四赋经营财实，六德保护疲疾，五要简化官事”的系统政治方略。
五术是：听取民众谣诵以体察其哀乐，深入市场以观察其好恶，查阅政府簿书以考察其犯罪诉讼情况，查看官员服饰和车马以确定其奢俭程度，调查官员工作情况以了解其兴趣和取舍；
八计是：看户口增减以定其养民高下，看垦田增减以定其重农抑商业绩，看赋役厚薄以定其廉贪，看政府簿书的繁简以定其处理问题的能力，看监狱囚犯的多少以定其断案的快慢，看奸盗犯罪的有无以定其令行禁止状况，看选举多少以定其教化倾向，看学校兴废以定其发展教育状况；
三科是：锐意进取，贤良忠德，干练有才；
四赋是：根据丰收与歉收情况确定租税，根据当地物产状况确定征收何种赋税，根据当地丁壮人口确定庸役，根据商贾发展情况征收商税；
六德是：敬老，爱幼，救疾，恤孤，赈贫穷，济失业；
五要是：减省闲散的兵员，废除过时的法律，精减过多的官员，去除无用的物品设施，停办无关紧要的事情。
当时有识之士都称赞他所提出的这种思想。他不久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兼翰林学士。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泾阳兵变，朱泚在长安称帝，德宗狼狈逃到奉天，痛定思痛，德宗以为当时朝廷之所以如此败迹累累，也是天命使然。
陆贽却不这样认为。为此，他上书对当时朝政的败坏原因做了分析：
“自安史之乱以来，朝廷因循姑息，藩镇自擅威福，不听朝命。因之朝廷兴兵致讨，以致一人征行，十室奉资，居者疲于馈运，行者苦于锋镝，来去骚然，乡村不宁。用兵日多，供费日广，法定租赋不够，乃议加税；加税不足，又另配加；配加不足，再科杂税，并以借贷。苛捐杂税，吏不堪命，农桑废时，百姓穷竭，以致郡邑不宁。本来应当是边防军保边疆，禁卫军保城防，而国家为削平藩镇，将边军与禁军悉数东调，以致边防空虚。又搜罗私马，责将家出兵买马。私马大多在元勋贵戚之门，将家大多是将军方镇之后，如今夺其私马，籍其子弟，元臣贵戚，谁不解体？何况加之税侯王房屋，加商人之税，贵不见优，亲不见异，以致京畿不宁。
“陛下又因百废待兴，急于求成，严法寡恩，决断失于太速，察下失于太精。决断太速则难宽恕于人，疑难不容争辩；察下太精则多猜忌，但主观臆断未必是对。对下不恕则臣下惧祸，故反侧之乱生；多猜则臣下畏慎，故苟且之弊兴。于是，叛乱继踵，怨苦并生。
“陛下以兴衰委之天命，也是不对的。《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人事之外并无天命。商纣说：‘我不是生来就有命在天吗？’这正是他最终亡国的道理。《周易》说：‘自天佑之。’孔子解释说：‘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佑之。’可见天人佑助，首先在人身体力行，这明摆着是天命在人。人事治而天降乱，从来没有过；人事乱而天降康，也从来没有过。
“太平或生祸乱，祸乱亦资太平。太平或生祸乱是由于依恃太平而不修德政，祸乱或资太平是由于经历苦难而吸取教训，奋起治理而致太平。没有苦难而失败者是因为不能居安思危，多难而中兴者是因为知庶事之难满怀忧患意识。如今，追究生乱失序的责任已经无济于事，而应当励精图强，治乱兴邦。在当今这种危急关头，更要讲究治国之道，得失之间，悔之无及。但愿陛下舍己从众，节欲遵道，远奸佞，亲忠直，推诚信，去逆诈。如此，则何忧乱贼？何畏厄运？”
唐德宗当然不以为然，把当时的祸乱归因于“推诚之弊”。为此，陆贽又指出：(www.xing528.com)
“过去有人因噎而废食，因怕溺水而自沉，这种人防患的方式显然是太过分了。愿陛下引为借鉴，不要因推诚出现小弊病而妨碍了大略。人所能借助的是信，信的根本在诚。所以，圣人很重视诚信。《传》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就是事，言不诚则无所成事。匹夫不诚，尚且无所成事，何况帝王要依赖臣民之诚以自固呢？
“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的论点，臣下实在不敢苟同。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也不失言。’陛下可以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民众至愚而神，他们只知生儿育女、日作夜息，似乎很愚昧。但朝廷长官的得失无不辨识、好恶无不知晓、秘密无不传播、所为无不效法。对待他们用智谋，他们也会回之以诈；对待他们以怀疑，他们就会转为暗中对抗。不以礼对待他们，他们就不会为您殉义；不以情感动他们，他们就不会效忠您。上行则下效，上施则下报，若影附形，如响应声。所以说：‘唯有天下至诚，才能尽其情性。’
“如今方镇有不诚于国者，陛下兴师伐之；臣下有不信于上者，陛下发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的原因，是出于以陛下所有责其所无的信念。所以，诚信不可须臾或缺。周宣王是中兴名王，尹吉甫是文武贤臣，他歌颂宣王，不美其无过而赞其能改过。可见，圣贤深知人难无过，贵在过而能改。太宗文武仁义之德、致治太平之功可谓盛大，但至今人们传颂他最多的仍是他从谏改过的美德。可见，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的大德。
“臣下常苦于胸臆难达于皇上，皇上则常苦于难以知道臣下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九种弊病的存在。所谓九弊，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耻闻过，喜辩驳，显聪明，摆威严，执己见，这是君上的弊病；谄谀，顾望，畏懦，这是臣下的弊病。好胜而文过，必然只喜欢佞辞，忌讳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直之言不闻；强辩而显聪明，必然好面折人言，怀疑臣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匡正之益不尽；威严而刚愎，必然不能降情接物，引咎自责，则畏懦者受信用，而入情入理的劝说就无法申述了。要治天下而不务求得人心，则天下必不能治；要得人心而不愿勤接臣下，则人心必不能得；要勤接臣下而不辨忠奸，则臣下必不能接；要辨忠奸而恶直语、好谀言，则君子小人必不能辨。”
当时，西北边防吃紧，常调河南、江淮的部队轮番去守戍，称为“防秋”。由于士卒不服水土，缺乏训练，屡战屡败，将士统属不一，难以对敌。
对于这一现状，陆贽上书指出：
“势有难易，事有先后。我强敌弱，则先取所难，这就是所谓夺人之心；我弱敌强，则先攻所易，这就是所谓观衅而动。如今，国家财空于中，师劳于外，而想发兵进攻外寇，恢复失地，就会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粮运不继之患，万一战败，只能是引敌进犯，挫伤国威。如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攻所难。天地分离，物产各异，各地风俗长短不一。以己所短击人所长者败，以己所长击人所短者强。以水草为居，狩猎为生，便于驰射，不耻败亡，这是戎狄所长，我之所短。
“至于择将吏，修纪律，训练士卒；耀德以佐威，能近而示远；禁侵暴以彰我信，抑攻取以昭我仁；彼求和则善之而不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这是我们当今所容易做到的。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顾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修封疆，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阻其侵入，寇大至则断其归路，据险打击之，多方疑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无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顾之患。这就是因利乘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我们之所长。我的长处就是戎狄的短处，我们所易于做到的就是戎狄所难做到的，以长制短则用力少而见效多；以易敌难则财不乏而事速成。”
那么，我们的失误在哪里呢？
“失误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将无才，有才不将；虚报不实，实报不闻；诚信不行，言行不当。而克敌之要在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于操纵得法。将非其人则兵虽众不足恃，制不得法则将虽才不为用。”（《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贞元八年（792），陆贽升任宰相。在这之前，德宗鉴于卢杞为相时树立朋党，排挤忠良，虽小官必再三亲问方准委任。陆贽上任后，立即请求允许台省长官自择属官，实行保举制度，保举不当，连坐举者。德宗先是同意，后来听说一些大臣自辟僚佐，多有人情，便又反悔不允许，陆贽为此上书指出：
“人之所知，固有限极，不能遍识诸士，备阅群才。如让宰相任命所有官员，必须辗转询访，这就等于变公举为私访，易明选为暗投。如像某些人所言自择属官有人情，那么，举于君上尚且有私情，荐给宰相岂能无诈？失人之弊必然由此而生。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今之宰相即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岂有为台省长官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臣僚的道理！
“求才贵在广，考课贵在精。求广在于各举所知，这就是长官荐择；贵精在于按名责实，这就是宰臣的序进。则天太后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广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也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是伤于太易了吗！但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称其有知人之明，几朝赖其多士之用。这就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功效。
“陛下好贤之心过于前哲，得人之盛愧于往时。原因就在好恶全在陛下一人鉴赏，选任难于公举，虽开选才之路，罕施考核之方。虽使先来者渐渐懈怠，后进者不相接续，颁一令则谤沮便起，用一人则败政即成。这就是由于选才太精、标准不一的缘故。则天太后举用之法，伤于容易而得人，陛下慎择之规，失于太精而失士。陛下选任宰相必异于庶官，精择长官必甚于末品。及至宰相献谋，长官荐士，陛下又只听庶官横议，这是委人要职却轻其所言，委人小官却重其所事，而且不辨谤言之虚实，不试其事之短长。”
陆贽这种用人思想应该说是比较通达的，可惜唐德宗终不听取，我行我素。最后，藩镇没能削平，却弄得国穷民困，政败兵弱。
陆贽的政论，实际上只实施了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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