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地方强藩出现在唐代宗李俶时期。
李俶在位时,曾有意削弱藩镇实力,消灭强横藩镇,甚至发动了讨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削藩战争,但因种种原因而失败。
大历十四年(779),李俶去世,皇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削藩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唐德宗李适的身上。
李适即位后,鉴于唐代宗时代军政混乱、内外交困的局面,发愤图强,志在恢复大唐强盛气象,、一举扫平藩镇跋扈的割据局面。于是,选贤举能,整顿财政,崇俭绝贿,加强军备,严格法制,使政治局面为之一变,中央政府实力大为加强。对外则与北面的回纥、西面的吐蕃讲和修好,对内则开始全面削弱藩镇、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
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已为其侄李希烈所逐,李希烈代为淮西节度使;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占有相当于今山东全境的十五州控制权,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已死,其侄田悦继任为节度使,据有魏、博、相、卫、名、贝、澶七州(相当于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的部分及河北西南边的一小部分),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据有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相当于今河北中部),这三镇实际上是联为一片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据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相当于今湖北西北部及河南西部)。
这四镇节度使早就商定要确立子孙世袭制,田承嗣去世后由其侄田悦继任,正是李宝臣、李正己、梁崇义胁迫中央承认的结果。
建中二年(781),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也如法炮制,先自称节度使,再上表要朝廷承认,梁崇义、田悦、李正己也相继为李惟岳上表请命,朝廷中一部分大臣也以为如果不予承认就会引发叛乱。
但李适早就有志打击藩镇气焰,认为:“这些藩镇本来没有资本作乱,都是借国家土地,假大唐官爵,以聚众作乱。以往因国家软弱,从其所欲,因请而任命,反而叛乱日益增多。可见厚予官爵不足以止乱却足以滋长叛乱,李惟岳终究要叛乱,是否委任他为节度使都一样。”
李适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
于是,四镇遂决定联合起来抗拒朝廷,一场中央与地方的内战随之展开。
李适的战略企图是:借此机会,集中力量一举削平四镇,彻底粉碎四镇确立子孙世袭制的梦想,以改变中央软弱、藩镇强横的局面。
战略设想则是和外击内,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回纥、吐蕃修好关系,以解除后顾之忧,然后调集四镇周边节度使和中央禁军四面夹击,一举荡平四镇。
四镇的应变战略则是:联合作战,确保独立不受侵犯。先下手抢占邢、磁二州等地,将成德与魏博两镇连成一片,并派兵扼守徐州的甬桥(今安徽宿州符离集附近)、涡口(涡河入淮口,在今安徽怀远东)和襄阳,切断淮河及汉水两条粮道,破坏唐朝廷的粮食补给线。
建中二年(781)五月,四镇决定联合抗拒朝命,并认为“邢、磁二州如两眼在我腹中,不可不除”,因此,处于四镇中间地带的田悦首先率主力军数万向邢州、磁州(二州处于成德与魏博两镇西部之间的接合部位)发起进攻。
七月,唐朝廷命河东节度使马燧为魏博招讨使,率步骑二万,会同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合兵八万援救邢州,进攻田悦,以图中间突破,首先击败田悦,再进而收拾北面的成德及南面的淄青两镇。
在临名(今河北永年),唐军大败田悦,解邢、磁二州之围,杀伤敌军万余,田悦连夜退到洹水南岸固守,急忙向李纳(当时李正己已死,由其子李纳继任)和李惟岳求救。李纳派兵万人屯于田悦的东面,李惟岳派兵三千屯于田悦的西面,三军首尾呼应。
马燧则屯军于漳河北岸和邺城一带,以准备会战,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去策动田悦等三镇将士起义。田悦为防马燧的军队渡过洹水北面的漳河,抢先在漳河南岸修筑月形城堡以阻止马军前进。
建中三年(782)正月,马燧率诸军从漳河上游涉水过河进至洹水北岸,寻求与田悦决战。李晟等将领不理解马燧的战略意图,说:“我军后勤供应没有保障,为何反而深入敌军纵深?”
马燧解释说:
“我军粮少,只利于速战。如今三镇连兵不战,企图拖垮我军。而三镇的军队以田悦居中,淄青军居东,成德军居西,如果我们分兵进击东西二镇军队,则田悦必出兵相救,我们就会腹背受敌,作战起来必然不利。所以,我们应当进军直逼田悦。如果田悦出战,必为我军所败。而东西二镇兵力不多,不敢贸然相救。”
于是,做三道浮桥渡过洹水,每日出兵挑战。
田悦也是战场行家。他根据马军远道而来、粮运不继的弱点,坚守堡垒不与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马燧与李晟等将领一道策划了一个佯装退兵以诱敌追击的战略退却行动。
下令全军在半夜起床进食,然后悄悄沿洹水北岸向东北撤退直趋魏州,并命令各军:“如果敌军追来,立即就地列阵迎敌。每军留一百骑兵在营中击鼓鸣号,举火燃灯,等到诸军出发完毕以后,再偃旗息鼓,隐藏起来。待敌军追过河后,再烧断浮桥。”
不多时,田悦的侦察兵发现官军早已人去营空,田悦立即与东西二镇兵共四万余人,急起直追,企图乘马燧的军队撤退之机,掩杀一番。大约追了十多里才追上马军。
马燧的军队知敌人已追上来,便预先停下来,列阵以待,将五千精兵摆在前面。等到田悦等三镇军队追到阵前尚喘息未定,还来不及列阵时,马燧就指挥部队冲杀过来。田悦的部队浩浩荡荡、又喊又跑地空着肚子追击了十多里,早已气喘吁吁,立脚不稳,在马燧军队的拼死冲杀之下,纷纷向后溃退。
一直退到洹水北岸,此时,过河浮桥早被马军烧毁,田悦的部队立即陷入一片惊慌之中,自相践踏,排挤入水者不可胜数,最后,田悦率残部千余人逃往魏州。
但是,此役未能扩大战果。由于李抱真与马燧不和,致使马燧十余日后才率兵追到魏州,此时,田悦已得到休整,马燧的军队屡攻不克,战争就此停顿下来。
洹水一战,马燧的成功在于其诱敌追击一招十分高妙。这一战,马燧的兵力和士气占有绝对的优势,且田悦刚刚吃了败仗,故田悦在马燧的屡次挑战中死守不战,显然这种情况用诸如双方对战时佯败诱敌等一般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
于是,马燧干脆来个大动作,全军撤退,并预先断敌归路。而田悦等三镇军队素来骄悍能战,不把中央军放在眼里,虽然在马军优势兵力面前不敢出战,但如果马军撤退,他们却是敢于也急于出战以求捡点便宜的。
马燧就这样在撤退中打了个大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了田悦大量有生力量。
就在马燧、李抱真等军胶着于河北三镇的同时,建中四年(783)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在河南闹事,自称天下兵马大元帅,率军向洛阳、开封发起进攻,唐军哥舒曜部在河南襄城被围。
当时李适一筹莫展,下诏询问他最信任的翰林学士陆贽该怎么办。
陆贽为此提出了如下战略对策:
与其在服远战争中弄得疲惫不堪,不如整修近畿事务;与其想方设法挽救失误,不如改弦易辙。如今幽、燕、恒、魏(河北一带)的形势缓慢而祸轻,汝、洛、荥、汴(河南一带)的形势危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不可能再有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少决,互相牵制,形势危急他们就会合力抵抗,形势缓和他们必然互生嫌隙,不可能兴大浪、遗大患,这就是我所说“势缓”的缘故;李希烈果断进取,残忍诛杀,据有蔡、许富庶之地,现在又在邓、襄等州掳掠了大量财富,他东进则我粮道绝,他北向则关中危,这就是我所说“危急”的缘故。
代、朔、汾、灵等州军队早就是国家的精锐所在,上党、盟津等地军队则是新组成的精锐部队,现在全部调到河北山东战场,将多势分,兵广财费,显然,河北战线失于兵力过重。李勉是个文官,而用在汴州这种兵家必争之地;哥舒曜的部队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而用来防守襄城,抵挡李希烈锐气正盛的军队,显然,河南战线失于力量薄弱。现在如果调河阳李凡的部队还救洛阳,李怀光的部队回援襄城,只用太原和泽潞的部队来对付山东与河北,则河北与河南都可保无虞。
他又认为:
“治国的关键在轻重得当,本大而末小,国家才能安宁。所以,治天下如同身体使手臂,手臂使手指,大小次序适当而不乱。关中是国家四方的根本,首都长安是关中的根本。长安好比是身体,关中好比是手臂,四方各地则是手指。
“所以,前代总是转四方租税、迁天下豪杰以充实首都。太宗置府兵八百所,关中占有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这就是举重驭轻的战略。由于太平日久,安禄山乃能乘外重之势一举而攻克两京。然而,当时国家诸牧尚有战马,州县尚有粮储,故肃宗得以中兴。肃宗以后,藩镇之祸不断,关中军队悉数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入,先帝无力抗御,这是失于轻重不平衡的结果。先帝吸取教训,加强关中地区禁卫兵力,因此才有朔方、泾原、陇右等道军队抗击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控制北狄。
“如今,朔方、太原之兵已屯戍山东,而关中神策等禁卫六军已悉数远征关外,而且还在不断地要求增兵加粮。陛下为之停止边防军,抽调禁卫军,拿出内库所有军马兵器,选将家子从军,税私马以增加军骑,又税房屋,贷商人,增设诸科杂税,弄得关中百姓民不聊生。万一有人像朱滔、李希烈那样在关中地区举兵窃发,陛下何以抵御?”
陆贽是唐德宗时期的才子、名相。从他所出的主意,可谓洞若观火,是相当符合当时实际的。但李适没有接受陆贽这个战略设想。
陆贽的预言也非常之准:两个月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部队奉命东征,路过长安,果然就哗变了。
建中四年(783)十月,唐朝廷征调泾原(今甘肃泾川)等镇兵马东救襄城。
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兵马路过长安,将士都带来家属,希望得到朝廷丰厚赏赐。当时天气寒冷,又下大雨,而朝廷却一无所赐。出长安到了东郊才派京兆尹犒劳将士,却又都是粗粮青菜。
将士大为不满,遂乘姚令言在宫内未回之机,相约返回长安,杀入皇宫。
当时的禁军大多是名在禁卫、身在市井,召之不愿来,来之不能战,李适猝不及防,只好匆忙带上皇室家眷逃出京城,退到奉天(今陕西乾县)。
哗变将士将久已削职、闲居长安的原凤翔节度使朱泚找来做主帅。
朱泚本就对李适无故削其职而软禁在家久有怨愤,遂趁机谋夺天下,自称“大秦皇帝”,改年号为“应天”。
在封授将相、初步建立起政权构架以后,朱泚即率大军进攻奉天。
此时,唐军大将浑瑊出使回到奉天,李适立即任命他为京畿、渭北节度使,另一将军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守卫奉天。(www.xing528.com)
在守卫奉天的战略上,本来李适下令让各路援军在醴泉挡住朱泚大军,但节度使韩游瑰却想退守奉天城,监军翟文秀苦劝说:
“如果我军退回奉天,敌军必然随后也到达奉天,等于是引敌人逼迫奉天城。不如留此坚守,敌军必然不敢越过我们而去奉天;如果敌人丢下我们而直趋奉天,我们就可与奉天里外夹攻。”
韩游瑰则认为:
“敌强我弱,如果敌人分兵把我们围在这里,再以主力直趋奉天,奉天兵力寡弱,何能夹攻?我如今急趋奉天,正是为了保卫天子。而且我军将士饥寒交迫,敌人则财物丰厚,假如他们以厚利引诱我军,我就无法禁止了。将士一散,大势就完了。”
于是,韩游瑰率军退入奉天,朱泚的大军也随之进围奉天,唐军出城反击,大败而退,敌人一拥而入,幸亏浑瑊与韩游瑰率将士血战,才算把敌军击退。
韩游瑰在此次奉天保卫战中,固然立下了头功。但他此次决策,却是错误的。因为从此奉天城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险情四起。
十一月,灵武节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祯、夏州刺史时常奉各率兵千余人会合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共五万余将士入援奉天。
李适召集将相讨论援军应当从哪条道路进奉天。浑瑊等人认为:
“漠谷道险狭,如果入援部队从那里进来,有可能遭敌人伏击。应当从乾陵(唐高宗陵墓)北面附柏城而进,在奉天城北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城内守军成掎角之势,以分散敌人的兵势。”
奸相卢杞却迂腐地以为部队过乾陵会惊扰高宗亡灵,坚持让部队从漠谷道入城。
李适不得已只好命令入援部队五万多将士从漠谷道进城,结果遭敌军伏击,援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退,奉天城内出兵接应,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这样一来,城中形势更加危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这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从魏州日夜兼程赶到蒲城,李晟的军队也到达蒲津,两支部队会合在一起共有五万多人,便一起进军到东渭桥(今西安东北);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奉命讨伐李希烈,率三千兵马进至襄阳北,听说长安发生兵变,立即回军入援,在七盘山击败朱泚守将仇敬,攻取蓝田;马燧也派兵五千到达长安中渭桥;镇国军将领骆元光在华州招募士卒万余人进兵至昭应(今陕西临潼西)。
这样,朱泚的势力只能控制长安一座孤城。其部将李忠臣率军与各路援军作战,屡战屡败,急忙派人到奉天城外向朱泚求救。这使朱泚不得不分兵回救长安,另一方面则加紧攻城。
奉天城人心惶惶,将士离心。幸好此时李怀光的兵马使张韶冒死微服入城,向李适报告援兵五万余人已到泾阳,这才使城中人心稳定,斗志复振,连续击退朱泚几次气势汹汹的进攻。第三天,李怀光率军进攻醴泉,守军退入长安。
朱泚得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立即撤兵退回长安,奉天这才得救。
这次奉天保卫战虽然最后在各路援军的声援下取胜,但对于奉天守军来说却是失败的。
这种失败种祸于两次失算:一是韩游瑰不应当一开始就主动撤军回奉天,醴泉是奉天的东大门,是敌军从长安进兵攻奉天的必经之路,占有醴泉,敌军就不敢直接进兵奉天,即使进兵奉天,唐军也可从后面予以牵制;而放弃醴泉,就等于将打出去的一只有力拳头收回,失去掎角之势的奉天城当然就不堪敌人一击,这正如一个手脚被束缚住的人无所用其力。
二是奸相卢杞迂腐无知,竟以害怕惊扰了乾陵高宗亡灵而让援军进入敌军虎口,不仅白白葬送万余将士的性命,而且要不是各路后续援军到来,奉天城肯定失陷,大唐皇帝李适可能因此当一次俘虏。
李怀光性格粗疏急躁,从河东入援的路上多次指责奸相卢杞败坏朝政、罪不容赦。奉天解围后,自以为大功告成,心想李适必将召见待之以厚礼。但他低估了卢杞的能量。
卢杞听到李怀光一路上对自己的攻击言辞后,害怕李怀光入朝后对己不利,便向李适建议说:“李怀光功业巨大,国家是赖,敌人破胆。如果让他乘胜取长安,则易如反掌、势如破竹。如今若让他入朝,必然又是赐宴,又是封赏,流连几日,使朱泚残敌入城,从容准备,则长安就难攻克了。”
李适以为说得有理,便下令让李怀光暂不到奉天朝见,立即与各路援军一道向长安发起进攻。
而李怀光因近在咫尺不得入见天子,心里老大不舒服,知道是卢杞从中作梗,便借口将士疲惫,留屯在咸阳,再也不肯向前进一步,却秘密与朱泚通谋问好,暗中准备反叛。
在这样的压力下,李适于十二月被迫将卢杞贬出京城,去当远州司马。
次年即兴元元年(784)初,李怀光因胁迫朝廷贬斥卢杞而内心不安,终于公开举起反叛旗帜,率军进攻奉天,李适得报,仓皇出逃奉天,李怀光派兵随后追击。李适再次逃难,既是命苦,也是自找。
此时,韩游瑰屯兵汾宁,戴休颜屯兵奉天,骆元光屯兵昭应,尚可孤屯兵蓝田,都先后得到诏令归李晟统一指挥,李晟因此势力大增。这一次,李适总算用对了人。
李怀光则因其反叛不得士心,将士日益离心,纷纷投奔李晟,最后,连朱泚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以臣礼对待他。
李怀光羞怒交加,只好率剩余将士逃回河中(今山西永济)。
四月,浑瑊率汉中诸军出斜谷,克武功,引兵至奉天,与李晟构成东西相应、夹攻长安的战略态势。
李晟对长安朱泚之敌,先采取心理战术,每次抓到朱泚派出的间谍,就把间谍引到操场看军事操练,给以美食和路费,让其回城宣传官军的威力,并放风说:“请贵军用心防守,不要做对不起朱泚的事。”同时,每日率精兵到长安东门外耀武扬威。
此后,日夜都有将士从长安城逃出来向李晟投降,可见李晟的心理战取得了效果。五月,李晟看到攻城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诸将商议攻城战略战术。诸将都主张先攻外城,掠坊市,再进攻宫城。
李晟却认为:
“坊市地方狭隘,如果敌人在其间伏兵抵抗,两军格斗,居民惊扰,对我军非常不利。如今敌军都在宫城中,不如从宫城北面进攻,直捣其腹心,敌人必然崩溃。这样,宫阙不残,市民不惊,才是上策。”
三天后,李晟诸军从宫城北对敌军发起全面进攻,很快将朱泚击败,朱泚率残部逃出长安,在败逃途中被部下杀死。
这一战,李晟取胜最重要的手段,一是采用耀兵以慑敌的心理战术,极大地瓦解了敌军士气;二是总攻的突破口选取正确。
朱泚把军队主力放在宫城以保卫他自己,虽大多是乌合之众,但都是身经百战的亡命之徒,如果从外向内一步一步地推进,与朱泚的部队展开巷战,即使能取得最后胜利,代价也将是巨大的,长安也必将于战火之中遭受巨大损失。
李晟选取紧靠都城北面的宫城为总攻突破口,可能一开始会遇到顽强抵抗,一旦攻进,就可直接击溃朱泚军主力,主力溃散,其余散兵游勇就不足忧了。
尽管李适在贞元二年(786)终于平定了最后一个造反的藩镇李希烈,但他所进行的削藩战争,只能算是虎头蛇尾。
痛定思痛,综观李适在这之前的政治和军事措置,可以看出四镇叛乱及由此引起的朱泚、李怀光、李希烈等叛乱,与李适政治方略和军事战略的严重失误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种失误归纳起来,大端有三:
一、尽管李适即位之初励精图治,革除了唐代宗时的一些弊政,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政治措施,但李适却听信谗言,错误地将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无故处死。
这样一位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财政专家和清正官员无故被杀,天下人都为他喊冤叫屈,都怪朝廷不明是非,致使各藩镇节度使不寒而栗,说:“我们这些人罪恶多端,岂得与刘晏同日而语?刘晏尚且无故受死,那么我们就该诛灭九族了。”
780年李适杀刘晏,次年,河北四镇就开始反叛朝廷,因为他们已感觉到这个朝廷不可信赖、不必尊奉了。
二、唐德宗初年李适接受此前宦官专权的教训,以宿将白志贞统领禁军。可惜白志贞治军不善,造成严重的有额无兵现象,故在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时,召禁军御敌,却无一兵一卒应战,独有宦官窦文扬、霍仙鸣率领宦官保护李适逃难。
所以,朱泚消灭后,李适开始用宦官掌管禁军,从此,名将李晟、浑瑊、马燧、韦皋,名相如李泌、陆贽、贾耽等都受制于宦官,藩镇则多出自宦官推荐,中央台省官员也奔走于宦官之门。
此外,信用奸相卢杞,也是使政治迅速走向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卢杞是一个十分奸诈阴险的人,史称他:“嫉贤妒能,不如己意者,不置之死地就不止。”
他用杨炎排挤乃至冤死刘晏,再用计贬死杨炎,同时为相的颜真卿、张镒为人忠正清廉,为李适所信任,他设计让他们出使去慰问叛乱藩镇,致死敌手。杜佑掌管度支,李适甚是崇重,他百般诋毁,终致贬为苏州刺史等等,卢杞之罪过史不绝书,许多藩镇叛乱事件与他的从中为奸有关系,如李怀光叛乱完全是卢杞一手造成的。
三、不信任功臣宿将。李适每次命将出征藩镇,总是同时任命几路将领各率兵马以会战,却往往不设主帅,或用宦官居中协调,致使诸军往往不能齐心合力,协同作战,错过了许多极为有利的歼敌取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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